这篇卓越的《黑色年鉴》，于去年7月见于嘉央
诺布先生的博客http://www.jamyangnorbu.com，悬钩子翻译之后又贴在她的博客上http://lovetibet.ti-da.net。这是第二部。全文长达近四万字。
正如嘉央诺布先生在这篇卓越的《黑色年鉴》中所写：“（高史坦）的任务似乎不在反刍中国文宣的原始数据，而是有技巧地孤立、放大图博历史与现代事务中的灰色地带，以模糊道德的分际。白的变成黑的，对的变成错的，……受害者变成谋杀犯。”
“ 中国人对博巴的刻板印象，将博巴看成不文明的野蛮人，或者蓄有奴隶的封建领主，……在中国社会的广泛程度，也许就像德国人对犹太人普遍的刻板印象一样。而 这类种族歧视的描述，仍然是中国政府、知识分子、学生（即使是留学海外的）、普通中国百姓，从不失败引用，拿来合理化他们对图博的占领，以及征服博日（藏 民族）、剥夺他们的自由，一种主要而且方便的合理化说词。”
图为2004年Melvyn Goldstein在印度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图片来源：西储大学图博研究中心）。
BLACK ANNALS: Goldstein & The Negation Of Tibetan History (Part II)
Jamyang Norbu
嘉央诺布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第二部）
译者：台湾悬钩子
革命运动
受 马克思主义所影响的论述中，封建（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自己内部的矛盾而崩溃的故事里，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是保留给革命运动，甚或是一个革命英雄。高史 坦给我们提供了详尽的、长达十三页的“图博改进党”（中文名称为“西藏革命党”，译注1）的故事，这个组织的目的乃是促成“图博政府与社会的革命性重建 ”(译注2)。高史坦为这个小小的组织，提供了许多资讯与材料，包括这个组织三个成员的照片，该党党徽的整页特写，该党党员证的整页特写，以及申请进入该 党的表格的部份特写”（该表格上写着“西藏革命党入党申请书 ”），虽然最后一项尺寸缩小，也许是为了掩饰该表格的一半文字都是中文。
“ 图博改进党”是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所资助的机构。其博伊（藏文）的名称，nub bhod lekchoe kyidug， 音“鲁博列确吉杜 ”，字面意义为“西博改进组织 ”，即显露其中端倪，因为以“西”（博伊中的nub，音“鲁”）来描述图博，只有中国人发明的“西藏”才如此。该组织的创立人、领导人，邦达饶嘎 (Rabga Pangdatsang)是个国民党的官员。饶嘎在噶伦堡的家，热里乌，有一张他穿着国民党军队制服、跟其他国民党官员一起合影的照片。[原注1]最近有 一位台湾学者，利用解禁的国民政府档案，清楚地指出饶嘎的组织，就是国民党利用来秘密侦测图博状况、并且颠覆博雄（藏政府）的间谍组织。林孝庭写道：“在 一份发给他军事幕僚的指示中，蒋介石最后下了指令，每个月给饶嘎十万元的津贴。……蒋又指示他在图博、西康与印度的间谍要与饶嘎密切合作，后者拿的是正式 的中国护照。”[原注2]
但这个“图博改进组织”对于进行革命与策反的阴谋，却是可悲又无用的。高史坦告诉我们，该协会印制了千份含党徽 的会员申请表与会员证，而其党徽“与苏联的十分相像。”但其成员显然没有增加，一直维持着创党时期的那三人。在他详述了该党的一切之后，他自己也承认“这 样的小团体也许是不怎么重要的……”但他有点一厢情愿地揣测，如果它跟“热振势力”结合起来，也许就会造成“……对拉萨噶厦政府的真正威胁。”今日还有一 些博巴记得这个组织，但其中的原因只是大学者更顿群培，不幸因为跟这个组织有所关连，而被囚禁于拉萨的监狱里。当时他从噶伦堡返回图博，饶嘎委托他带信给 一些拉萨的人，而这些人受到博雄的怀疑，与国民党勾结。英国的探员发现了此事，告知拉萨政府，导致更顿群培的被捕。
革命烈士
然 而高史坦心目中的革命英雄，龙夏•多吉次杰(Lungshar Dorje Tsegyal)，因为在图博现代政治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虽然许多老一辈的博巴认为他是个扫把星），因此高史坦述说他的故事，显然就不像“图博改进党”那 样苍白无力。高史坦主张“龙夏是图博最进步的俗人官员”，他“了解到所有的政治系统都必须适应不断改变的外在世界。”在他的历史书结尾，高史坦强调，图博 历史的转捩点，“发生于热振被聘为摄政王的四个月后，一位俗人官员，龙夏，试图改革政府的结构。”
插图：龙夏‧多吉次杰
龙 夏作为一个进步的革命英雄的神话，早在高史坦的书出版之前就存在了。达瓦诺布的《红星下的西藏》，书里写道：“财政部长孜本龙夏(Tsepon Lungshar)，领导‘青年图博小组’－－一个自由民主的派系。龙夏曾经旅游过印度与一些欧洲国家，包括英格兰在内，他与四到五个同事，一起擘划了改 革的纲要。但这份文件遭到泄露，而他被指控叛国；所以他将图博民主化的努力就化为泡影了。”[原注3]达瓦诺布大概是从龙夏的儿子，强曲啦那里，听到这个 对龙夏充满溢美之言，却毫不实际的故事：达瓦诺布在葛伦堡的葛拉汉博士住宿学校读书时，强曲啦在那里教授博伊（藏文）。
这一世达赖喇嘛， 喜欢描述自己为“半佛教徒，半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相信龙夏是个改革者与革命家的迷思。在最近出版（但有点愚蠢）、由汤玛斯•赖尔德(Thomas Laird)所撰写的图博史中，他引述达赖喇嘛的话，“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信任龙夏，”还有，“……（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博雄应该由文官领导， 而不应该由喇嘛领导。龙夏说喇嘛在行政上没有经验，等等。”[原注4]
在六零与七零年代的流亡博巴世界里，有一种渴望，特别是从印度流行 左倾思想的精英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巴学生，他们希望图博历史里也能找到这种左派的革命偶像。因为旧图博里不存在这样的人，龙夏就被推崇，大概是因为他表面上 拥有一些反殖民与反帝国的信念。而这样的看法能够站得住脚，可能是因为英国的官方报告里，普遍对他没有好感，甚至怀有敌意，也是因为噶厦（图博的内阁）对 他控以“阴谋推翻政府，妄图以布尔什维克系统替代之”的罪名。
事实上，如果你只重新检视高史坦针对龙夏铺陈出来的原始资料，不理会他的诠 释的话，非常清楚的是，龙夏不但不是个进步派或改革者，他还是图博政治圈里超级保守与反动的一派。高史坦的资料清楚地指出，他就是破坏现代图博军队，扯十 三世达赖喇嘛改革的后腿，而以此合理的推断，减低了图博抵御中国入侵的防卫能力的人。
高史坦告诉我们，在现代化时期的一开始，图博的政治即分裂为两大阵营：由擦绒(Tsarong)所指挥的新军，“致力现代化”的一派；“超保守”的寺院份子、与反动官员结盟，并由僧官丹巴达杰(Tempa Dargay)所领导的，后者就是达赖喇嘛的管家（卓尼钦莫）。
插图：卓尼钦莫，“阿不索”丹巴达杰
高 史坦清楚地说明龙夏“策略性地”与超保守的团体结盟。而保守派系的领袖丹巴达杰，在他的僧人同侪之中，大家都以赞美的昵称，阿绕嘎波(Ara Karpo)，意即“白胡须”来叫他。而看不起他的军事将领与俗人官吏，则叫他“卓尼钦莫阿不索”－－“阿不索”就是那种长毛的图博梗犬。令人惊讶的是， 高史坦没有提到这个轻蔑语“阿不索”，而且将他描写为似乎只有“白胡须”的昵名。也许这不能表示高史坦对超保守派的同情，然而确实指出他的资讯大体上从哪 里来。
龙夏第一个削弱强大新军势力集团，并且让现代化改革倒退的机会，在1920年降临。他极为狡滑地煽动一个让新军大权中衰的政治危 机。这起事件的标准版本是，一群自大的军事将领，强行进入国民大会”（中译本写为“民众大会”）的议场。这样的说法不幸地给后人留下一种印象，当时有类似 军事政变的事件发生了－－就好像1981年西班牙国家宪兵(Guardia Civil)挟持西班牙国会(the Cortes)一样的[译注3]。夏格巴相当错误地提到，就是擦绒亲自领导该团的军官到国民大会去的。比较晚近的研究，包括高史坦的在内，显示根本没有此 类的情事发生，而那些军官的行动，虽然有欠考虑，却是无恶意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而这个事件之所以会被保守派吹嘘夸大，就是龙夏所指使的。
1920 年的3月上旬，国民大会正在讨论军队的经费事宜。根据高史坦的说法，“反军队集团想办法将军官代表排除在会议之外”。旧图博的国民大会，不像是现代经历过 选举的国会，它要求出席的不只是政府官员、寺院主持，“三席”的代表，以及各个阶级与工会的代表，也包括“军队的代表”。[原注5]将军队的代表排除，是 非常不寻常的作法。
插图：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Tsarong Dasang Damdul)
根 据擦绒的儿子为他父亲所作的传记，某些军官于是到大会所在的地点，要求与大会书记见面，以询问他们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他们要求在会场外与他会面，因为“根 据……政府的规矩，直接进入会场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因此他们要求与一个代表会谈。”[原注6]龙夏，那天刚好代理大会书记一职，就与他们在会场外晤面。 高史坦也明白地陈述，军官们告诉龙夏“他们来此不是要求参与会议，而只是来询问为什么军官们都被排除在外而已。”
而龙夏是怎么跟国民大会 解释，不太清楚。但肯定的是，他的报告让大会代表感到警觉，甚至陷入惊惶的状态。夏格巴以及其他曾经研究此事件的人，都很清楚，就是龙夏煽动起大家的愤怒 与惊惶。高史坦告诉我们，“流传的谣言说，这也许就是政变的前兆，不然就是军队要针对特定的敌人而采取行动……几天后，此事件进一步升高了，因为国民大会 的领袖告诉伦钦（Lonchen，首席噶伦（部长））索康(Sholkang)，他们要暂停会议，因为他们害怕军队会冲进来杀死他们。这个非常严重的指 控，就是反军队集团巧妙地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计策。”而这就是一连串削弱军队与其总司令擦绒威望的事件的第一件，也是龙夏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的第一步。这 些事件背后清晰可见龙夏的手在操弄，但军事将领们与擦绒也有错，因为他们没有更小心谨慎地处理图博敏感的政治议题。
图博的军事维新家
虽 然如此，不管他们的缺点何在，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图博新军的军官们就是当时图博现代化的主要促成者。现代化不必然是社会主义者提倡或民主变化带来的结果。 在阿塔图克（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进步的改革之中，都有明显的军事动力。图博的现代化也应该在其时代的脉络下来讨论，而不是从 今日左翼的观点，后者也许会认为图博的军官阶级与英人（帝国主义者）的友善关系，都是意识形态不正确的。在这些“进步人士”的作品之中－－不管是文宣也 好，非宣传的也罢－－其永恒不变的规则是，除非受到左派的正式认可，其他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不现代化、也不民主化的。
这些图博军官穿着欧 洲军队制服、摆出威武姿态的照片（对于现代的读者而言，似乎有点荒谬），在某些案例中，就是导致他们的成就被小看、被忽略的原因。但你只要看看明治日本的 军官写真，或中华民国早期的军人照片，甚至看看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福态但帅气的安佛巴夏(Enver Pasha)，就会知道，这种制服与姿势，都是当时的军人圈中非常流行的。
那个时期的图博军人似乎拥有不止一样的能力，他们不止会战斗， 还擅长情报收集，通讯，民事行政，甚至外交礼仪，而后者在1913年的一个小事件记录中清楚地呈现：英人间谍兼探险家，伯利(F.M.Bailey)偷偷 地进入南图博，以便绘制雅鲁藏布江南转进入印度一带，广大、无人探索的丛林区的地图。这个地区不止非常崎岖难行，而且还有野人与猎头族在此出没。但伯利与 他的同伴却很惊讶地收到博东的图博军事总部捎来的一封信：
“第二天早上，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明之时，我们收到噶伦喇嘛，图博军队的总指挥 官，写给我们的一封信。它是从康区的苯波贡巴（Pembar Gompa，一座苯教寺院）写来的，而且首先是被送到曲瓦(Showa)那里去。然后它又再被放入一个新的信封，密封后，送到兹啦(Tsela)，在那里 他们又把它放入另外一个信封，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来。整体的结果，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此信的目的，乃是要问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而且为了确保我 们不能说我们读不懂，还附上英文翻译。”[原注7]
在我们这个拥有间谍卫星、GPS系统、无人侦察机等等高科技的时代，还常常发生情资的错误，这种低科技、朴实但真确有用的情报能力，也许应该被认为是相当可观的成就。
龙夏的崛起与衰落
龙 夏最后终于让擦绒被免去军队总司令一职，乃是藉由煽动达赖喇嘛年轻侄子、也是副总司令穆平宗巴（Drumba）[译注4]的野心而达成的。龙夏鼓励他去跟 达赖喇嘛抗议擦绒，并指控他阴谋策划“推翻博雄”。当穆平宗巴变成总司令时，根据夏格巴的记录，龙夏“被约聘为国防秘书”。车仁•仁钦卓玛 (Rinchen Dolma Taring)提到“谣言是说，龙夏早就密谋要让这个软弱人当上总司令”。当然，车仁女士在此事上也不能说毫无偏见，但当时穆平宗巴平步青云的各式揣测在 拉萨非常普遍。穆平宗巴本来就是又懒惰又没效率的官员，而且达赖喇嘛稍后就把他从政府部门解职了，让龙夏顺理成章成为军队的总把手。根据K•顿珠的看 法，“龙夏又当总司令又当财政部长，势力真的如日中天了。”
插图：图博的军官，达赖喇嘛的侄子穆平宗巴站在中排，左边数来第二个。
龙 夏的自大与莽撞，几乎让图博在1929年与尼泊尔发生战争，只为了夏巴杰波("Sherpa" Gyalpo)所犯下的小罪：他违反图博的法律，迳自在拉萨贩卖香烟。杰波自称为尼泊尔人，跑到拉萨的尼泊尔使馆里寻求庇护，但龙夏莽撞地不顾外交礼节， 还有尼泊尔与图博早在1856年签定了条约所享的权利，决定利用武力来解决此争端。一位尼泊尔历史学家写道：“九十名图博军官冲入使馆里，而一千三百名军 人包围了整个使馆。”[原注8]尼泊尔当局震怒，开始准备兴战，只有靠英国的大力介入，才惊险地避免发生真正冲突。这个外交的大灾难，还有龙夏本人对待其 他军官高高在上、没有礼貌的行为，渐渐地毁掉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且导致他被免除总司令的职务。
贡培啦(Kunphel la)，达赖喇嘛的侍从官，开始渐渐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势力。贡培啦早先创办了仲札玛嘎（Drongdak Magar，意为“殷实之家军团”），乃是从比较低阶的贵族、与富有的农民那里徵募人员组成的。
插图：仲札玛噶军团的指挥官，宇妥‧札西顿珠及车仁‧晋美
少 将车仁•晋美，对于他的军团非常自豪，他告诉我，该团创立的灵感是来自英国的“绅士军团”的传统，它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变成职业军官团培养人才的地方。刚开 始，新入伍的军人对于军事训练很不习惯，大家都想回家。然而高史坦对把新兵们哭诉头发被剪短的故事，拿来大作文章。全世界刚入伍的新兵，大概都对于军队的 严格规定有相同的反应。史丹利•库柏力克的电影《金甲部队》（Full Metal Jacket，中国大陆亦译作《全金属外壳》），就充份地显示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兵们，在被送到越南之前，对于他们的嬉皮长发被剪短有一样的反应。
贡 培啦对他麾下的大兵给予特别的待遇，加上新的武器与装备，时髦的制服与严格的训练操练，该军团渐渐变成一支劲旅，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团队精神。英国的政治军 官，威廉逊(F.W.Williamson)在1933年视查这支军团，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英国与印度的常备军外，我还没有看过这么敏捷又精准的 队伍，”他在一份送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高史坦也描写它是“优异的仲札军团”。
插图：在扎基整练的「殷实之家」仲札军团
然 而就在这个时候，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给了龙夏一个除掉贡培啦的机会。高史坦告诉我们，龙夏想办法派了一个间谍到仲札殷实之家军团里去，而这位间谍渐渐地 说服大兵，开始叛变与逃跑。当此情形发生时，贡培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高史坦告诉我们龙夏“消灭贡培啦的计划既高明又简单。”
贡培啦被传唤到国民大会处，而龙夏的保守派友人指控他谋杀达赖喇嘛，又要求严厉惩处。但正直的官员如鲁康娃给了大会明智的忠告，终于赢得多数的同意。贡培啦的罪名变成未能将圣尊染患疾病及早通知博雄，并且被放逐到达波。[译注5]
插图：古恰（Kuchar，达赖喇嘛的近侍或亲信）贡培啦( Kunphel la)
龙 夏的下一步，就是消除噶厦的权力，好让自己大权独揽。他开始集合不满的官员，大部份都是僧官，组成一个秘密组织，叫做“幸福联盟”（Kyechog Kuntun，吉曲贡敦）。高史坦令人匪夷所思地、又重覆地说这个组织就是龙夏的“改革政党”或“改革运动”－－大概是因为它原始的图博名称没有进步或革 命的意涵。很清楚的是，龙夏与这个团体的目的，就是取代噶厦，并且靠某种政变夺权。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资深的噶厦部长，赤门(Trimon)本应该被谋 杀，但根据高史坦的说法，此次的夺权不是靠刺杀，而是靠上缴一份改革的请愿书给噶厦而达成－－听起来非常可疑。为了说明龙夏夺权乃是合理的作法，高史坦引 述了两个历史上的先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当成是显露高史坦真意的弗洛伊德失言：他所提供的其中一个先例，就是在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个政变，有一个资深的噶 厦官员被冷酷地谋杀。
然而龙夏是被他自己组织的一个成员所出卖的。他试图潜逃，而且还想办法弄来一把手枪，但终于被解除武装，给逮捕了。 高史坦提到在龙夏的靴子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包含黑魔法的咒语，意图伤害赤门。在本事件的章节结尾，高史坦写道：“龙夏的运动，就是改革、重振传统政治系 统的最后企图……而他的下台必定要被看成是促成喇嘛王国崩逝的主要原因。”
野心的大体解剖
高 史坦会作出上述的评估，乃是他相信，龙夏的计划就是要在政府里作出激烈的政治改革。高史坦写说，龙夏想让内阁的成员任期限制在四年一任，而且应该交由国民 大会来选择，并且向国民大会负责。他之所以推测出这些，还得知龙夏素有现代派、改革派的令名，大部份都是从龙夏的两个儿子那里听来的，拉鲁•次旺多吉、与 龙夏•强曲啦。就好像我先前提起的，龙夏在达瓦诺布的书中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民主人士”，应该是强曲啦对他的父亲美化的回忆所造成的。高史坦也引述拉鲁所 写的自述[原注9]，出版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六>》里的。[原注10]这部材料是图博贵族、喇嘛与其他人的访谈与回忆录，在1980 年代为了官方用途、内部参考批判目的，而集合成册的。虽然作为辅助的学术用途，但其内容不全然与较早期的“招供”、“谴责”无涉。
为了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接受访谈的人，似乎对于此事都没什么其他选择，而且很有可能，这些材料的部份，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之中，可以用来批斗被访问人－－如果 当局这么要求的话。我们亦应该记得“坦白交代”在今日的中国司法系统里，仍然是标准而必要的要求。高史坦被这些访谈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坦白”所说服，而且 似乎完全相信这些材料的说法，没有任何保留。
去挑战龙夏两个儿子的回忆，太过坏心，这两位想要恢复他们父亲的名誉，其孝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重要的是，要警觉地处理这样的材料。K•顿珠认为拉鲁的回忆录与其他从图博本地来的记录，都是很宝贵的，然而他也很小心地又 说：“……读者一定要小心。这些回忆录是由对某些事情拥有强烈看法，极力希望别人相信的人所写的，而且是在现在统治图博的外来势力监督下出版的。”也许我 们在这里应该提起，K•顿珠，虽然是（流亡的）图博共产党的创办人，一开始也是相信龙夏是个革命改革派的，但他开始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之后，已经修正了他 的观点。在《水鸟年与其他年岁》一书里，顿珠描写龙夏是个“邪恶……狂妄有野心……自私自利”，也是一个“鬼才”与“假的革命家”。顿珠认为相信龙夏聪明 过人、“常常用好几种不同的外衣来遮掩他对权力的野心，而且进步的成份往往不如反动来得多。”
如果我们研究另外一份记录（在《西藏文史资 料选辑》里的），由“幸福连盟”组织成员，官员拉乌达热(Lhautara)所写的有关龙夏政变的事情，他没有提到连盟的聚会里，有谈到任何政治改革，如 噶厦任期限制之类，而此类情事也没有在他所参与的任何讨论里出现。事实上拉乌达热清楚地说，龙夏“组织一个秘密的党派好攫取政治的权力”。[原注11]
即 使我们接受高史坦的分析，龙夏的计划就是限制噶厦的权力，增加国民大会的权力，这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民主”式的重新建构。（图博当时的）国民大会并不 是现代意义的立法机构。噶厦与国民大会都是政治的中心，前者由俗人的贵族占多数，后者则属于寺院代表。清楚的是，让一个大部份乃由僧人组成的国民大会变得 更有权力，并不是龙夏的最终目的，就如高史坦所承认的，龙夏的目的，就是让他自己掌握无上的大权。
稍早，高史坦描述，龙夏“聪明的计划” 是怎样的：他打算首先跟寺院的保守派结合，以摧毁军事集团、现代化人士的权力，接着，（大概是他在摧毁他先前的友人，保守派的权力之后），再实施改革。这 种两次或三次背叛友人的方法，当然是希特勒、史达林或毛泽东之流攫取政权的既定方式，但可以肯定，并不是一种可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龙夏 的政治生涯自始至终，结盟的对象都是非常保守的寺院权力团体。事实上，高史坦自己也写到，龙夏的“改革运动组织绝大多数都是由僧官所加入”。明显地，参加 这个运动的人，目的不是带来改革，而是挑战俗人官员的权力、弱化军队、并且阻止现代化。高史坦在他对龙夏溢美的叙述之中，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奇怪又背 道而驰的地方。
也许可以提到，类似于龙夏的这种阴谋，在六零年代早期的达兰萨拉也曾经发生，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创造了一个政治组 织，叫“三区团结连盟”(cholsum chigdril tsokpa)，这个组织大部份都是由年轻的僧官所构成。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噶厦的威信，当时的噶厦是由一位资深的部长，老贵族索康•旺钦格勒 (Surkhang Wangchen Gelek)所领导，也是高史坦前妻的伯伯（或舅舅）。有趣的是，当时，嘉乐顿珠也使用类似的民族主义与改革的说词，来除去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夺取权力。 而我很确定，高史坦会同意我的看法：嘉乐顿珠不能被形容为一个民主改革派。
如果调查龙夏所谓的进步履历，也许将能更进一步阐明我的论点。 龙夏是在1913-14年被派到英国去，他的任务是陪伴达赖喇嘛派遣到（英格兰中部的）拉格比(Rugby)读书的四名图博男孩，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西式 教育实验的一部份。高史坦也告诉我们，龙夏在他的妻子怀孕时，突然回到图博，因为他相信，如果小孩生在英格兰，就会变成金发碧眼。博巴对于他们“无知同胞 到海外去”因为种种奇怪的观念、犯下礼仪上禁忌的事情，流传着各种有趣的故事，然而这是唯一我所知道，一个博巴如此荒唐迷信、行为古怪的例子。
我 们知道龙夏很迷信，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事。高史坦告诉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镜中神灵显影(thrabab) 与黑魔法 (dey)的专家。”车仁•仁钦卓玛告诉我们（由(义大利的博日巴凯巴)白佐良(Luciano Petech)所重述[原注12]），夏札•班觉索旺(Shatra Palijor Sowang)在1928年之所以去逝，就在他成为噶厦的部长之前，大家都相信，就是龙夏的魔法所造成的。接着，我们还知道龙夏试图使用黑魔法杀死赤门， 也是高史坦提到的。即使是在一个如此虔诚（也许有点太容易相信他人）的社会，如图博这样的，龙夏对于魔法的执迷是相当非比寻常的。与他极为不同的是，当时 许多年轻的军官与现代派，都认为自己是理性主义者（即使只是在一种肤浅的意义上）。许多人认为擦绒是个无神论者，而车仁•仁钦卓玛试图在她的自传之中， 《图博的女儿》，为这种指控辩护。
龙夏没有像当时其他的博巴一样，培养出对摄影、听无线电、或听黑胶唱片的兴趣。他也没有像某些进步的贵 族，把小孩送到江孜的英文学校里读书，当然，这件事是受到寺院保守派强力反对的事情。在江孜的英文学校关门后，龙夏也没有送他的小孩到印度去学习现代的教 育，像其他的贵族甚至商人所做的一样。
我们知道在当时，各个不同的官员与个人开始发展各种实业来促成图博的现代化。例如，擦绒在赤桑（拉 萨西郊）建立了第一座钢桥，而仁岗想要使拉萨得到电力，贡培啦开始在札基创办一间工厂，并且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水管系统，将干净的水送到大昭寺的厨房，好 让僧人在默朗钦莫节日时有茶水可喝。龙夏似乎没有从事任何此类的事业。
高史坦认为龙夏拥有许多民主制度与“西方历史”的知识，但除了他的 儿子如此说之外，我们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看法。没有一本书，手册，甚或是龙夏自己的信函之中，提到这样的事。但当时某些想法非常先进的博巴学者， 如更顿群培，或格登塔钦(Gergan Tharchin)写作了相关的主题。甚至更早一百年，就有好奇的图博学者试图在《世界地理之镜》 (zamling gyalshay melong)里描写外在的世界。
但我们再把龙夏典型的高傲自大（高史坦本人这样表示）与他对其他 掌权者嫉妒不已的个性（后者是他自己的情妇，拉鲁女士自己都曾经评论过的[原注13]），让我们很难不下结论说，龙夏想要得到最高权位的野心，只是为了自 己自私的原因，与改革、现代化图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高史坦想要将龙夏描述成一个民主人士，一个革命家，一个会希望图博可以自强，甚至抵御共产党人入侵的 人，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看法。相反地，龙夏有效地将现代化的新军削弱，解散了优异的“殷实之家”军团，并且确保超保守势力的成功，这些都是造成1950年共 产党的军事入侵并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
最后一点，也许比任何单一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龙夏扮演了让班禅喇嘛出逃到中国的主要推手，而且 如此一来真正确保了“喇嘛王国的崩逝”。在1920年，龙夏受托，负责在贵族、大寺院的产业上增加税率，后者包括札什伦布寺，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札什伦布 寺的义务乃是要支付博雄（藏政府）军队的四分之一开销，但该寺抗议，认为这样的计算有误。某种形式的妥协也许最终还是可能达成，但高史坦告诉我们：龙夏“ 说服达赖喇嘛，说班禅喇嘛拒绝缴税的真正动机，乃在于他不确定达赖喇嘛的权威比他更加崇高的缘故。”不令人意外的，局势很快地就恶化，终于到了1923 年，感到害怕的班禅喇嘛逃亡到中国去了。让事情雪上加霜的，龙夏还派了一支没有办法捉到班禅喇嘛的军队追捕。作为一种官方的反应，此举措无疑太过份，并且 十分吓人，以致于班禅喇嘛相信他永远都回不了图博了，除非有中国军队的护送。
插图：九世班禅喇嘛在国民党的飞机上
九 世班禅喇嘛，是像圣人一样的人物，然而也是有点天真的，他被国民党政府有效地利用，削弱了博巴努力展示他们独立性的种种企图。根据一位美国的学者，华伦• 史密斯的说法，中国人利用班禅喇嘛显示“……图博不是个团结的国家，只是中国辖下的一些封建附属地而已。”史密斯又说，“班禅喇嘛的逃亡，阻碍了达赖喇嘛 创造图博政治团结、让图博行政中央化的努力。”[原注14]班禅喇嘛的逃亡不只被博巴认为是十分不祥的徵兆，也让民间兴起了对政府、军队与现代化的反感， 因此“而强化了保守派的手”。
当共产党入侵图博时，因他们拥有新转世的班禅喇嘛的监护权，马上让他们得以轻易通过安多与康，进入图博的中 心地区，还提供一种他们的侵略乃是名正言顺的表象。如果我们想估计博日（藏民族）利益所遭受的长期损害，中国人控制班禅喇嘛的事实，也许比热振事件更加糟 糕，因为后者的负面效益，已经随着时间日渐减退。高史坦告诉我们：“博雄与热振仁波切之间的敌意，一直到1950年代晚期，十四世达赖喇嘛接掌大权时就结 束了，而图博的历史再展开新的一页。”但有关于班禅喇嘛的僵局，没有任何历史新页，它不只在目前严重地削弱了图博议题，也预言了未来的不吉之兆，因为中国 人无疑会利用现任的（汉）班禅喇嘛，来选择下一任的达赖喇嘛。而这一切，我们都应该感谢龙夏与他的反动盟友卓尼钦莫“阿不索”，而札什伦布寺的官员到今天 都还相信，就是后者让达赖喇嘛听信了有关班禅喇嘛的谣言。
那么为什么高史坦，在这种他收集来的诸多证据与结论完全相反的情况之下，还会试图将龙夏描写成他的历史书里的革命烈士呢？如果我们检视他与他人合写、最近促销的的两位博巴共产党人[译注6]的传记，也许我们就会了解他的动机。
《为 现代化的图博奋斗：扎西次仁自传》的主人翁是一个博雄的小官吏，他在1959年逃到印度，又在1960年想办法到美国去读书。在美国期间，扎西相信，图博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治下，才能现代化，于是（他借道古巴）“回归”中国。这种马克思主义式、“浪子回头”的寓言故事，不是本书中扎西所经历的唯一意识形态 上的转变。当他小时候在拉萨作舞童时，他被一个贵族喇嘛虐待，而这一点就很恰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那就是图博需要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革。扎西次仁那种 天真的理想主义，乃是他自己本人在图博经历共产主义，再加上六零年代西方对毛主席与共产中国的崇敬与欣赏的混合物（扎西是高史坦在六零年代早期于西雅图结 识的友人），然而他回到中国后所受的回馈，却是在中国境内长期又残酷的监狱刑期，接着他从图博被放逐，被迫待在外省，一直到1980年代为止。在我读完扎 西次仁的传记后，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就是，他真是一个极度天真的人。而我不能避免作出的结论就是，高史坦选择扎西作为一本书的主角，显示了高史坦自己的天真 不实际，还有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倾向。
另外一本书，《一位图博革命家：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活与时代》，就是有关一位博巴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在 1950年代为中国入侵图博的军队提供了极宝贵的协助：他帮忙组织博东地区的运输补给，稍后又作达赖喇嘛的老师，教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文 章中详细地评论这本书，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再罗嗦。而在他服务中国与共产党之后，平措汪杰的回馈就是长达十八年的单独监禁，甚至在刑期的晚期，他到了忘记如 何讲话的地步。而他的妻子在受她的同志“批斗”之后自杀，而他们的孩子们落得无依无靠，好像流浪狗一样。在本传记中，说得很明白的是，虽然经历过这么多 苦，平措汪杰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信仰；也没有失去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于民族自治政策的信念，即使史达林本人都说了，该政策只是为了诱使弱小 民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设的；即使图博今日比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北京更直接的控制，与更重手的压迫。我很难决定平措汪杰式的天真是一种病态，还是 本书里其中一些例子显示的，是一种任性而盲目的自尊自大。几年以前，他写作了一本非常厚的书（由北京官方出版，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美国散布流通） [译注7]，他在书里声称，他已经发现了颠扑不破的证据，完全只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可以证明月球上有水的存在。然而高史坦显然认为平措汪杰与他性 情接近，气味相投。整本书都只使用他的昵称－－平汪－－来称呼他。
高史坦清楚地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很值得欣赏的，而这两本书的语调都是充满 赞美的，假如不是直接把他们当成至圣先贤的话。这两位博巴的明显特征，与高史坦为什么这么努力让他们的故事在西方得以出版的理由，就是他们满足了中国共产 党占领图博的理直气壮解释。在平措汪杰的例子之中，他的服务是刻意的，而且也给中共带来无限好处的。扎西次仁提供服务比较少，除了小小的宣传效果之外，但 以他那种病态、又自欺欺人的方式，却显得非常真诚。
龙夏本人的目的并不是在帮助中国征服图博，但他跟超保守的权力团体合作的结果，就是他 摧毁了图博的现代化军队，就是他，而不是别人，达到了削减图博国防能力的效果。我认为，他这种促成共军大获全胜的贡献，就是高史坦为什么选择龙夏作为他的 历史书中的英雄的原因，他虽然未明说，但着实具有因果关系。高史坦也许在大国入侵小国的意义上，未明确地表明赞成中国占领图博；但在更加意识形态的层次 上、在它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获得的一场胜利的意义上，他是赞成的。
龙夏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是唯一一位被博雄指控为布尔什维克的博巴，并且受 到惩罚。这一点，再加上他为所犯下的罪行而经受的恐怖刑罚，也许就是让他成为许多左翼博巴心目中的烈士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更加国际化的圈子里，龙夏作为共 产烈士的角色，还不时地浮现。例如在毛主义者的聊天网站“RevolutionaryLeft.com”，这个自我标榜为世界最大的激进左派论坛里，我很 惊讶地发现以下有关于龙夏的对话，我在此不编辑地重贴：
“高傲的农奴应该被他们的主人惩罚－－主人就是贵族与寺院。一个政府官员，叫做龙夏的，一个温和的改革者，被指控在1930年代试图领导共产革命……他的眼珠被绑在他头上的打结绳索不断地收紧而压碎。他后来死在狱中。
Spartafc：感谢老天爷，赐给我们毛泽东，感谢老天爷，让西藏继续被占领。”
历史学家的动机
荷 兰的历史学家，彼得•戈耶尔(Pieter Geyl)，在他著名的作品，《赞成与反对拿破仑》(Napoleon For and Against)，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说明，显示历史学家如何被现代的事件所影响，即使他们写作的是过去的事。戈耶尔显示，法国的十九世纪史学家，在写 作拿破仑的历史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整个世纪里，各种冲突扞格的政治生活与思想潮流。
我认为影响高史坦形成他的图博历史的“现在”，可以 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高史坦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之时。当时，在图博境内，语言与文化为了各种目的而惨遭摧毁，高史 坦，在一本1973年出版的语言书里，在前言里宣称：“最近在图博发生的政治事件，已经激起了图博语言的真正革命。”而句子里所提到的“最近的政治事件 ”，高史坦大概是意指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开始，而正式在1976年终结。
第二个阶段，就是邓小平开始的后自由化时期，当时高史坦 受到许可，可以进入图博进行各种研究，甚至与中共当局安排各种互惠的协议。事实上，高史坦对这个又资本主义又共产主义的美丽新中国印象十分深刻，他甚至在 一份有关图博议题的重要报告之中，倡议图博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就是让中国人保持图博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权，并只让博巴生活在“文化保留地” 上。[原注15]
高史坦声称他的《现代图博史》乃是完全客观中立的。这一点他写在前言里：“这本书并非亲中国，也不亲图博，在这两个名词 的现代意义之上。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也不是为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长中国艺术史的学者，西蒙•列斯(Simon Leys)在他检视谭若思与其他中国专家时，对于他们自己所自称的中立客观，有以下的看法：“专家是没有情绪的；他总是记得一个硬币有两面。我想，举例来 说，即使你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事来质问他，他也还有办法说，一个人不应该用自己的主观看法来衡量纳綷的价值观，毕竟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原注16]
我 稍早提过一个这种要命的各打五十大板的例子，我提到在义大利法西斯入侵伊索比亚时，英国与法国的外长的心态。要达成这种“客观的”思考方式，我们只要相信 这样的入侵行为，甚或战争，都只是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进行就可以了。当日本在1937年攻击中国的时候，许多西方人，虽然对于中国不是完全毫无同情，但还 是拥有亲日本的观感。以下是伦敦泰晤士报如何在社论里评论上海的死伤：
“在中国平民百姓之间（许多人都是由士兵所伪装），造成这样的生命损失，是无法避免，也是意外产生的，而我们深信，日本人比起其他人，对这样的结果深感懊悔。”
在当时的许多人心目中，认为日本代表进步与文明，如此一来好好地教训了落后又腐化的中国；而法国人，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与印度支那（越南）的经验中汲取心得，也许会称之为从事开化任务（a mission civilisatrice）。
也 许藉由如此露骨地表示他很客观，高史坦觉得他已经让自己成为会受到批评的对象，因此他在说完此话的数行之后，又再加上他本来没有意思要写的句子。虽然是个 轻描淡写，勉强听起来中立的句子，也许我们应该将它读成一种同理心的词句：“很难不对博巴与中国人在现代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极大的同情。”
数 百万德国人在纳綷统治之下，也遭受很大的痛苦，许多人在集中营里死掉，然而当我们讨论Holocaust(犹太大屠杀)时、与欧洲犹太人所遭逢的悲剧，我 们不必提起德国人所忍受的痛苦，才能建立起我们的客观性。丹尼尔•约拿•高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引起争议，但广受好评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执刑者》(Hitler's Willing Excutioners)，反驳了德国人民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只是不幸被邪恶冷酷的统治者所统治，而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的，都是统治者，与老百姓无涉的 这种说法。高德哈根呈现出一个社会与许多身处其间的个人，早已经好几个世代都对犹太人拥有强烈负面而且恶意的刻板印象，而犹太大屠杀只是这种普遍心态的最 高潮，而不是由某独裁者、某政党所指挥而造成的单一事件。中国人对博巴的刻板印象，将博巴看成不文明的野蛮人，或者蓄有奴隶的封建领主，当然在性质上是大 不相同的，但在中国社会的广泛程度，也许就像德国人对犹太人普遍的刻板印象一样。而这类种族歧视的描述，仍然是中国政府、知识份子、学生（即使是留学海外 的）、普通中国百姓，从不失败引用，拿来合理化他们对图博的占领，以及征服博日（藏民族）、剥夺他们的自由，一种主要而且方便的合理化说词。
英 国的历史学家，麦可•史丹福(Michael Stanford)在《历史知识的性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书中警告我们，如果历史学家躲闭所有的道德层次，而只“客观”地写作没有任何道德评价的历史，“历史学家最善良的用意，也许会导致 他们不想见到的结果；亦即，历史学家的这种不带道德的态度，只要一松懈，就可能会造成一种不关心道德问题的读者，然后，可能是邪恶的怪物。”[原注17]
但 也许，不只是在判断的短暂失败，或者无意识地“松懈”成为邪恶的怪物，像史丹福写得那样，今日这种对中国（与图博）的“客观”写作之中，还有一种故意、并 且自私自利的成份在内。我曾经多次提到一位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顶尖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原注18]，与香港大学的卡斯顿•荷兹(Carsten A. Holz))[原注19]对此问题写的文章。最近我们又读到保罗-慕尼(Paul Mooney)的报告[原注20]，讲北京如何有效地让西方学者自我审查。
中国似乎是把高史坦当成站在他们那边的顶级图博学者。如果你去 看中国政府对图博的白皮书，看看〈图博现代化的历史不可避免性〉这篇文章，[原注21]其引用的第一个与最重要的注释，就是高史坦的历史著作。高史坦对中 国而言，不是像韩素音、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汤姆•格朗非那样的寻常的宣传家。他的任务似乎不在反刍中国文宣的原始资料，而是有技巧地孤立、放大图博历史与现代事务中的灰色地带， 以模糊道德的分际。白的变成黑的，对的变成错的，（且让我改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句子，）受害者变成谋杀犯。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柯林顿政 府时期，美国政府想要将人权议题与中国贸易脱勾，并且引导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时，高史坦在华府很受欢迎，常常出现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在特鲁赖德山电影节 (Telluride Mountain Film Festival)的一个图博讨论会场上，我听到柯林顿派联合国的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对高史坦大加表扬。霍尔布鲁克（现在是为中国游说的说客）曾经跟高史坦一起到图博去旅游，并且清楚地将他当成图博议题的权威。
在 那层意义上，高史坦与他的学术作品也许可以看成（不管他原意是否如此）全球风潮的一部份：那就是过去二十年来出现的，在道德、政治、与智识等层面上不赞成 与中国毫无条件进行贸易的反对意见，所进行的削弱、阻碍与破坏。而修正亚洲的历史一直都是这种策略的重要特征，他们强调，必得将中国与亚洲看成一种古老的 文明，说这种文明就是看重社会秩序、稳定与传统，而西方不应该不尊重这样的传统，而坚持中国去遵从西式的人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
获得诺 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强烈地谴责这种“以狭窄的威权专制价值归类来定义亚洲历史的企图，因为这样无法显示丰富多样的亚洲知识传统的真价值。”在他的《自由作为一种发 展》(Freedom as Development)一书之中，他将这种历史的否定主义很快地以一句话驳斥打发，而这句话似乎也很能够总结高史坦的《喇嘛王国的崩逝》一书：
“可疑的历史不能为可疑的政治辩护。”
原文注释与引用文献：
[1] 我跟饶嘎的妻子有亲属关系，并且曾经多次造访他们在葛伦堡的家。
[2] 林孝庭《图博与国民党中国的边疆：阴谋诡计与族群政治，1928-49》（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UBC Press. Vancouver, 2006.）
[3] 达瓦诺布《红星下的西藏》（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 Collins, London. 1974）
[4] 汤玛斯•赖尔德《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台湾联经出版社，2008-07-05）（Thomas Laird,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6.）
[5] 兰•拉胡《图博的政府与政治》（Ram Rahul,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ibet, Vikas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69.）
[6] 擦绒•达桑占堆《报效国家：图博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传记》（D.N.Tsarong,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Snow Lion Publications, Ithaca NY, 2000）
[7] F•M•贝利《没有护照到图博》（F.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The Travel Book Club, London, 1957）
[8] 德莎•普拉沙德•米希拉《驯服图博：妥协与冲突的尼泊尔-图博关系史(1900-1830)》（Mishra, Tirtha Prasad, The Taming of Tibet: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Compromise and Confrontation in Nepal-Tibet Relations (1900-1830), Nirala Publications, New Delhi,1991）
[9] 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夏?多吉次杰〉，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所集成（Lhalu, Tsewang Dorje "Recollections of My Father Dorje Tsegye Lungshar," b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fice, Bod rang skyongs ljongs chab gros rig gnas lo sgyus rgyu cha zhib jug u yon lhan khang.）
[10] 这是一系列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博盖音Bod-kyi lo-rgyus rig-gnas dpyad-gzhi'i rgyu-cha bdams-bsgrigs，，某些册子则称之为《文化史》。这个系列是由访谈所构成的，而且是由从前的上层阶级贵族所写的回忆录。除此之外，这个系列还 包含原始的历史文件，有助于研究近代历史。某些小册子在1980年代也于达兰萨拉出版，其中一本有位作者描写他的回忆录如何作成的过程。很明显有许多政府 的干预。
[11] K•顿珠《水鸟年与其他年岁：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其后的历史》（K. Dhondup, The Water-Bird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after, Rangwang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6.）
[12] 白佐良《图博的政府与贵族》（Luciano Petech, Government and Aristocracy of Tibet, Is.M.E.O, Roma, 1973.）
[13] 车仁•仁钦卓玛《图博的女儿》（Rinchen Dolma Taring, Daughter of Tibet, John Murray, London, 1970.）
[14] 华伦•史密斯《图博国家》（Warren Smith, Tibetan Nati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96,）
[15] 马文•高史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图博问题〉（Goldstein, Melvin, "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RIEFING, 1990,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90. Reprinted in TIBETAN REVIEW, March 1991.）
[16] 西蒙•列斯《焚烧的森林》（Simon Leys, The Burning Forest, Paladin, U.K., 1988.）
[17] 麦可•史丹福《历史知识的性质》（Stanford Michael.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8] 林培瑞〈吊灯里的巨蟒〉《纽约书评杂志》2002年4月11日（Perry Link,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1, 2002.）
[19] 卡斯顿•荷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Carsten A. Holz, "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April 200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 保罗-慕尼〈想得到签证吗？对中国好一点〉《国家》期刊，2008年6月21日（Paul Mooney "Want access? Go easy on China" June 21, 2008, The National.）
[21] http://www.china.org.cn/e-white/20011108/4.htm. Government White Paper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ibet's Modernization.
译者台湾悬钩子注：
[译 注1]这里的英文原文，乃是Tibet Improvement Party，而不是Tibet Revolutionary Party，后者才应该是“图博革命党”，或“西藏革命党”。高史坦的原文应是采用博伊的用法，而不是中文的意义。显然这是国民党的两面手法，这个组织的 中文乃是“革命”，然而，在博伊里却只是“改进”而已。
[译注2]中译本是“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
[译注3]指1981年2月23日由陆军上校安东尼欧•铁荷罗（Antonio Tejero）领导着武装的两百名国家宪兵，冲入西班牙国会的下议院，在国会议员选举总理的期间，强行打断其进程。然而当晚，国王璜•卡洛斯一世上电视发表讉责的文告，第二天政变迅速平息。
[译注4]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个不太有名的侄子，据说来自母系家族，而不是有名的尧西朗顿家族。
[译注5]此一细节与书里写的不同，根据高史坦的书，贡培拉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而流放到达波的是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
[译注6]扎西次仁并非中国共产党员，而是倾向共产党主张的博巴。
[译注7]平措汪杰先生由中国官方出版的有《辩证法新探》（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约80万字〕、《月球存有液态》（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约20万字〕、《自然辩证法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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