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宫：一个典型的帝国霸权的象征
文/唯色
在北京的天安门之西，有一座毛泽东题名的建筑：“民族文化宫”。中国官方介绍：“它建于1959年9月，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中国56个兄弟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象征。”
去 年和今年，我两次走进民族文化宫，为的是看两个关于西藏的展览：“西藏今昔”和“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同小异，只是今年展览多了官方版本的“3•14 事件”。网上有个中国人说：“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看来，这么多年，这里一直 都在上演“忆苦思甜”的大戏。时代变了，展览的主题依然没变，不外乎竭力渲染“旧西藏”是人间地狱，“新西藏”是人间天堂，“藏独分子”图谋“开历史的倒 车”。
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结束后，中国官方第一次与流亡西藏接触，似乎进入了一个昙花一现的蜜月期，达赖喇嘛连续派遣三个参观团 考察全藏地，中共视其为“统战”对象，予以高规格接待。当时，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也回过藏地。而在北京的宴会上，塔泽仁波切直言不讳地说：六十年 代，民族文化宫办的展览称“旧西藏”有四个最，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但我认为，你们共产党在西藏的统治才真正的是“最反动、最黑暗、最 残酷、最野蛮”，这就是你们给西藏带来的新变化。在场的中共官员闻言十分尴尬。
塔泽仁波切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民族文化宫的这些展览，与 文革后期在拉萨的那个“农奴愤”展览一样，实质上都是在中共强大的话语权的控制、遮蔽和曲改下，作为实施洗脑教育的教材，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不断地改 写。而历史的真相与现实的真实，就在这改写的过程中被改变了；几代人的记忆，也随之被改变了。许多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都是妖魔化的。我见过一个中国有名的 医学专家，她的西藏印象至今停止在被意识形态的宣传全然固化的文革年代，因为她说：西藏现在还有蝎子洞吗？我们当年就听说了，布达拉宫有个蝎子洞，农奴主 动不动就把农奴给扔进去，让蝎子活活咬死。而在“西藏今昔”的展览上，一位老人指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告诉幼小的孙子：“他是坏人”；在“西藏民主改革50年 ”展览的留言薄上，一个中年女子奋笔疾书：“叛乱分子太可恶了，就应坚决平叛！”
多少年来，在权力者一以贯之的灌输中，“大救星”的帝国 形象被树立起来，“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的帝国主义话语遮天盖地。其目的是要告诉世人：生为一个落后而野蛮的西藏人是不幸的，他或 她除非被中共拯救，否则是毫无活路的。有趣的是，每一次关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宣布，每一次关于西藏是如何被解放的说明，都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要 如此不厌其烦地再三宣布和再三说明呢？如果不是恰恰相反的答案，如果不是心虚、理亏，何苦如此？而那些关于西藏人民如今过着史上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的说 法，在去年爆发的那么强烈、那么持久、那么规模空前的抗议面前，实在苍白。
民族文化宫，则因为承担了如此强悍却又如此虚弱的说教，成为一个典型的帝国霸权的象征。
2009-3-1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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