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的跨度是从1947年-1991年；照片中的人，有我的父亲的父亲、母亲和弟妹，也有我的母亲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和我的妹妹、弟弟。这里面有着我家三代西藏人的历史。
这张照片是1970年拍的，我四岁。作为背景的布达拉宫，仔细看，顶上那隐隐绰绰的五个大字，其实是巨大的“毛主席万岁”。当时，布达拉宫差点改名为“东方红宫”。
我的相册——我家三代
1947年，我母亲的父亲作为噶厦噶伦、昌都总管拉鲁的管家，奉命去东部达孜多（康定）做生意、探听消息。当时带去了妻子和二女儿。我母亲就是那个女儿，站在父母中间。据说是在达折多相馆拍的。我母亲的家在卫藏日喀则地区。
1953年，我父亲的母亲跟丈夫第一次去汉地。这是在成都相馆拍的，我奶奶抱着我父亲的小妹妹。她是康地德格人。
1955年，我的父亲，年轻的康巴。195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招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13岁的父亲。照片上，他已经18岁，是党要培养的新生力量，他在参军前就会藏汉两种文字，所以送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
1956年，我父亲作为西藏军区选派的唯一藏族军官，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毛朱周刘。然后，返回康地德格老家，与父亲和弟妹合影。当时，母亲已经去世快两年。
1959年，我的母亲在拉萨的藏干校学习。这是中共为培植藏族干部而设的学校。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拍摄的。当时我母亲因为家庭出身已经背上思想包袱。
大概是1963年，我母亲在北京的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她的同学后来都是西藏自治区公检法的中高级干部，包括热地。这张照片是我的父亲和他在四川雅安学习的妹妹去北京看望我母亲时拍摄的，据说在这个有名的相馆的橱窗里挂了好长时间。
1965年9月，他俩结婚了。他俩成了我的父亲和母亲。这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拉萨祖拉康（大昭寺），但我又觉得像木如贡巴（上密院）。
1966年7月，在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席卷到拉萨的狂风暴雨中，我快乐地出生了。这是我父亲给我拍的照片，我戴着毛主席像章。从此，我家所有照片都是我父亲拍的，有些是他自己冲洗的。这些我都保存着。
1968年，这是在西藏军区里的我家门口。门上的“忠”是我父亲用剪刀剪出来的，为的是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我母亲抱着我妹妹。而我，实在是长得像个男孩子。中间的妇女是阿佳益西啦，带我和我妹妹的保姆，我们之间感情很深。
1970年，因为一言难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离开拉萨，去了藏东康地。这是临行前，在去机场的客车前照的。母亲正怀着我弟弟。有趣的是，我给好友Dechen la看这张照片，她问，你旁边的小哥哥是谁？我忍住笑，告诉她，那个小哥哥正是我本人，差点没把Dechen la惊讶得扑倒在电脑跟前。
1971年，在康地道孚（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我弟弟已经出生了，不知为何，我和我妹妹都被剪短了头发。当时，我父亲是人武部副部长。我母亲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再做公安工作。她去了新华书店卖书，这成了我的幸运。我在那里看到各种革命书籍，大量的革命连环画。无论如何，让我喜欢上看书，让我变成了近视眼。
1973年，母亲太想念拉萨了，她一定要回拉萨看看，但我们不能跟着去，不是机票的原因，而是要强的父亲不愿回去，他是由于文革时军队内的纠葛不得不离开拉萨的。但我们都一起到了成都，我和妹妹又被剪断了头发，因为母亲要去好几个月，父亲不会给我俩梳辫子。成都的天气很热，我不太开心。这是在成都的一个相馆拍的。
可能是197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我那时候是学校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小演员。所以母亲给我做了这件小藏装。这也是在道孚拍的。
可能是1975年吧，道孚的冬天还是很冷的，下大雪。当雪停了，我们会跑出去做雪人，打雪仗。我手里捏着的正是一坨雪，我妹妹妩媚极了，是个乖女孩。我一直忘不了身后的那座山，它是我的童年。
这是1991年在拉萨军分区拍的，是在我家门口，夏天花朵盛开。时隔20年，全家终于又回到拉萨。但这是全家最后一张合影，三个月后，我父亲突然病故，这时候，他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三年后，我母亲带着我们离开拉萨军分区，搬到布达拉宫后面的雪新村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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