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布桑•森盖
在西藏抗暴的高峰期，一位住在波士顿的49岁的美籍藏人，给他远在西藏的母亲打电话。他问母亲“您还好吗？”她说“不 好。”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的两个兄弟已被带到医院去了。”儿子紧跟着问：“这是因为以前的旧病，还是新病？”母亲答道：“是旧病发作，大夫说情况不太好。”接下来她说的是：“儿啊，近期内不要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位母亲在当时向她的儿子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息： 他的两个兄弟已经被逮捕！儿子明白，所以用“疾病”代指，追问这是因为参加了最近的抗议活动，还是因为多年前曾参加过的抗议活动。母亲的回答是他俩以前所参加的那场抗议活动，显然他俩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抗议活动。但是中国警方的结论是，他俩将会被关押一段时间。令人伤心的是这位母亲警告她的儿子，他今后的电话将会把她致于危险的境地。
这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个案。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称至少有1000多藏人已失踪。西藏紧急情况协调小组说至少有200人身亡。
中国的媒体宣称，生活在境外的流亡中的藏人抗议者们与西藏没有联系，或是说他们并不了解西藏。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西藏专家本应站在客观立场上，竟然也踩到这条线上去了！他们的说法是误导性的。
带着别井离乡的悲伤，西藏人成批成批地逃亡印度的现象，自1959年开始以来从未停止过。许多年来，每个月都有数百名藏人不顾危险地，去跋涉和翻越喜马拉雅山。那些躲过中国边防士兵枪击的人逃到了印度，有些甚至流落到波士顿。
这 一新的西藏难民逃亡人潮，扩充并组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藏人流亡社团，分散、遍布在世界29个国家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藏人逃亡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其中大约有23000名佛教出家僧尼；12000名在西藏难民儿童村就读的学生（其中包括很多中共西藏干部的子女），都是从西藏踏上了攸关个人生死安危的叛逆路途的。另外，新近的逃亡者已成为极其重要的流亡运动的领导者。例如，在达赖喇嘛的3位最高级别的秘书中，有一位就出生在西藏境内。而在由43位代表组成的国会（西藏议会）中，有11名议员是在西藏本土出生的。其他的新的逃亡者中还包括一位现任西藏青年大会的总秘书长，以及流亡社区两份最大的新闻周刊的 总编辑，以及很多在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藏语部担任新闻工作人员的从中国各大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随着西藏境内抗暴起义的扩展，新近从西藏逃亡出来的人士们，带头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举行绝食、昼夜不停地上街游行等抗议示威活动。很多新来的学生和佛教僧侣都停止学习加入抗议的行列。参加者情绪激昂，有的甚至悲痛得昏厥过去，有的竟被送往医院就医。他/她们的抗议行为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她们得担心自己生活在西藏境内的亲人。
事实上，这一普遍存在的西藏民族心结，已超越地域的界限。
正如每一场在西藏境内和中国境外举行的示威活动，无论从波士顿的烛光抗议集会到达兰萨拉的呐喊游行，或是利用奥运火炬的传递出现在新德里、伦敦、巴黎、旧金山和汉城的抗议活动，很清楚的一点是，新近逃离西藏的人士增强了抗议的规模。
而在境内西藏的藏人抗暴活动中，无论安多、卫藏和康，藏人们喊出的统一口号如：“达赖喇嘛万岁！”“西藏属于藏人！”，这回音同时也响彻在世界各地。这并不是说流亡藏人充当了西方国家“反华势力”的非公开的代言人，这实际上是因为境外藏人与境内藏人之间连接着一条永远不可剪断的韧带：无论在哪里，西藏人都会同甘共苦！
希望最近重新启动的藏人与中国政府间的对话，能够促成那位身居波士顿的藏人在给他的母亲打电话时没有恐惧。希望对话不要像之前所进行的六轮会谈，谈而无果。希望成千上万的藏人所发出的“让达赖喇嘛回家”的绝望的呼吁和祈求能够得到实现。而在这一天尚未到来以前，至少中国的媒体和那些西藏专家们，不要再以“流亡藏人对西藏毫无所知”一类的言辞蔑视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连接是存在的。当一个个无眠的夜晚与泪水在西藏侵蚀着无数家庭时，这当然也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波士顿藏人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藏人最真实的生活。
洛布桑•森盖博士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规划的助理研究员。自2002年起，他在哈佛大学先后举办了中国大陆学者与西藏学者间的六次研讨会。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