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写到：“不丹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好地保护自己的环境，尊爱自己的人民，在于它是拥有主权的的独立国家；而连基本自治权都没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被糟蹋，看着装甲车重重包围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这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
“绿水青山蓝天喇嘛庙”，这是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个地区——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语里是“西藏边陲”的意思。这两个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渊源，在吐蕃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天，藏传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国教，这个小国属于广义的藏语文区域和藏民族区域，就连它的建筑也大都是藏式风格的。
在笔者认识的藏族朋友中，有一位姑娘的姐姐嫁给了不丹王子。历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贵族之间，就像欧洲王室贵族之间那样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国军队强行占领西藏，这两个关系亲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断交往。
五十年的遭际变迁，令这两个姻亲民族产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国不丹以它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成功地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不丹模式”——一个快乐而民主的佛国，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却在这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大汉族主义的专制统治下呻吟和挣扎，其古老辉煌的文化濒临灭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议被中国当局镇压，处于骚乱的痛苦之时，3月24日，不丹人高高兴兴地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走向投票所，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欣欣向荣的不丹就好像是一面镜子，让人们在对比中设想：如果不是当年中共军队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将会是怎样一幅景观？
◎ 御用学者强调西藏必须“汉化”
自从西藏三月发生骚乱以来，不少中国藏学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支持当局镇压藏人。学者中能够保持沉默的，已经算是良知未泯了。恶劣者如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倪乐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就以学术式的的语言，为中共当局消灭西藏文化的恶行背书。
倪乐雄说：“西藏文化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落后因素比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化。顺应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各国各民族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你可以把它(文化)解释成消灭了，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更新了。”“从地理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西藏文化如果发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它就必然通过和中国文化融合来实现。”
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推断很简单：原始落后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通过汉化。所以中国当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继续进行文化灭绝。
但是，像倪乐雄这类只为强权说话的傲慢学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现代化的意义，他们以为在西藏修铁路建楼房就是现代化了。其实，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它还包括：由专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化、现代法制、人权观念和环境保护等等。以各种标准衡量，建立在无知、暴力与谎言之上的“汉化”，完全不是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产党土地改革摧毁了西藏传统的制度，代之以一个极其横蛮的共产制度，文革中的强行“汉化”可以视为中世纪化和原始化。在经历巨大浩劫之后，西藏语言文化面临危机，产生一种长期依赖内地的畸形经济结构，其生态环境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因此，达赖喇嘛悲哀地说：“西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最多再过十五年就会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样隐世于群山峻岭之间、同样贫穷落后的不丹，后来却比西藏幸运多了。当初为了避开中国的威胁，不丹和印度发展邦谊，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联合国，走上一条遗世独立、自我发展繁荣的道路。不丹的经历证明：摆脱了中国人的强行汉化，高原小国才可以既保留传统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现代化。
◎ 达赖喇嘛和不丹国王力行民主改革
这两个民族令人惊异的的相同之处还在于，他们深受爱戴的领袖都主动送给人民一件礼物：民主。由于藏传佛教国家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比较轻，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愿并不很强烈，这就需要领袖们苦苦劝告，把民主制度强加给他们。
最近，不丹国王还政于民的故事传为美谈。老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长期创建“国民幸福总值”，为百姓谋了很大福祉之后，为了给人民一个“确保未来繁荣安宁的民主政府”，他选择了退位，使不丹从世袭君主制国家，一跃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
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国王进行得更早。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触先进的西方，西藏上层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内部曾有过一些面临改革的讨论。虽然当时要求改革的势力还比较小，但已经有了一些苗头。
1998年3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当年在境内西藏试图改革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农村的情况。回来后，大约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个叫‘改革会议’的改革组织，那里面不仅仅是西藏政府官员，藏人所称的‘会议’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赋税和西藏的‘乌拉’差役，也就是劳役等方面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就已经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
但是，正当藏人准备自己开始改革时，中共进藏大军就兵临城下了，以后西藏落入毛泽东红朝帝国手中。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刚安定下来，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区中进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到今天，流亡议会早已正规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直接由人民投票选出。
很遗憾，达赖喇嘛长期追求民主、逐步还政于民的的努力，却不能在境内西藏实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国人所了解。中共五十年来的愚民文宣，给中国人留下有关西藏的负面印象，他们仍然可笑地指控，说达赖喇嘛是的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主。
◎ 藏传佛教与人民内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萨拉的阳光下，我惊讶于那些贫穷藏人和僧侣的灿烂笑脸。他们开朗达观，是因为宽恕、怜悯和慈悲等藏传佛教教义，给了他们心灵幸福的源泉，使他们免于对生老病死等一切灾难的恐惧。
深谙佛教的不丹国王旺楚克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内心幸福。应该怎样实现人民幸福这个目标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作为一个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国家，不丹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认同。很多不丹人专程跑到印度去，请求达赖喇嘛为他们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汉族政权统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语）就这样，自命为“活佛”的共产党控制了西藏世代相传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教义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但是却被共产党的媒体狠狠咒骂为“披着羊皮的狼”。
于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无动于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身负维护民族文化的职责，喇嘛们在这个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举行和平的示威抗议。由于中国当局的武力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这一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惊悲哀之余，深感自己的幸运。
◎ 没有自治权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还在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不丹原本和西藏一样，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贫瘠、地势险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植树、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种措施，保护本土环境和生态资源，使其森林的覆盖率在亚洲排名第一。为此，联合国曾将首届“地球卫士奖”授予了国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况却与之相反。2007年，在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十个濒危旅游景点”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过度开发”。唯色在自己的故乡考察后哀叹说：超过400万的游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负，“藏地的神山圣水被开采，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王力雄曾经在《草原是有文化的》一文中，谈到藏区森林被大量砍伐运往内地的情况，还讲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记得当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着火，几个藏人在对面山上喝着啤酒观看，又叫又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解释说，与其迟早砍了给汉人用，不如烧火让自己看个热闹。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宣泄。”大量的汉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边缘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谈“藏人为何要抗议？”文中提及藏区下层人民陷于贫穷的深渊，很多人沦为乞丐。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丹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好地保护自己的环境，尊爱自己的人民，在于它是拥有主权的的独立国家；而连基本自治权都没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被糟蹋，看着装甲车重重包围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这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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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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