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虽然写于两年前，今天再读仍然很有力量。
作家Pankaj Mishra那平静中隐含悲情的叙述，令人难忘……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时间：2005年12月18号
作者：Pankaj Mishra （著有《苦难的终结：世界的佛教》、《西方的诱惑——印度，巴基斯坦，西藏的现代化》等书）
译者：G.Q.扎西
1998年4月的一天，天很早，一位叫做图丹欧珠（Thupten Ngodup）的西藏男子在新德里参加一次为西藏的示威活动。印度警察强制阻止了这次由西藏青年大会组织的绝食抗议活动。西藏青年大会是最大的非官方流亡西藏人组织。这个组织拥有一万四千多名会员。在这次针对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政策的抗议活动维持了6个星期。1950年中国侵略和占领西藏之后，导致120万西藏人非正常原因死亡，上万座西藏寺院被破坏。
图丹欧珠，也和很多西藏青年人一样想参加这次绝食活动，他被选中和被安排代替那些已经靠近死亡的绝食抗议者。在大约5天前他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的和平对于中国的专制政府来说是没有用的，现在西藏的情况很绝望。他继续说：“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为我苦难的人民换回真正的和平。”
当印度政府为了欢迎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来到，而决定彻底结束这次西藏人的抗议的时候，图丹欧珠很快行动了。在印度警察驱赶绝食者和殴打抗议者时，他愤怒了。他奔跑着并大声呼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紧接着烈火燃烧了他的身体，在烈火中他像所有佛教徒那样双手合十，祈祷。
第二天，图丹欧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烧伤，西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看望他。达赖喇嘛反对任何暴力行为和暴力思想，甚至包括绝食。他告诉图丹欧珠不要仇恨中国人。当时图丹欧珠力图直起身子，但是他已经做不到了。这天夜里，在得知绝食活动的情况之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流亡西藏的心脏，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镇达兰萨拉，图丹欧珠的照片无处不在。在新一代流亡西藏人中，图丹欧珠是一位烈士和英雄。这新一代的流亡西藏人在印度出生和接受教育，他们用西方的思维思考西藏问题，同时他们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为当前西藏人这种最平和的抗议方式和今天西藏的政治状况感到尴尬。在他们的谈论中，图丹欧珠是西藏自由战士的代表，而这种西藏自由战士在今天是西藏最迫切需要的：这种人的行为可以超出自己的情感和信仰，不接受西藏政府被动的政治态度。
没有人像流亡西藏诗人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那样在内心实践着图丹欧珠的精神。在流亡西藏，丹增尊珠是达赖喇嘛之后最出名的人物，2002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度孟买，丹增尊珠爬上中国总理住的酒店，挂起“西藏自由，中国滚开”的巨大条幅，当中国官员出现的时候，他开始挥舞着雪山狮子旗大声呼喊口号。
2005年，中国新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南方城市 BANGGALRRE的时候，一如过去，印度警察制止了许多西藏人抗议者，但是丹增尊珠站在印度科学研究院内一座近 20层高的铁塔上，而中国总理正在该科学院会见印度科学家。丹增尊珠挥舞着写有“自由西藏”的红色条幅，抛撒着和西藏问题相关的小册子，同时呼喊着：“温家宝，你不能让我住嘴。”
丹增尊珠又一次被逮捕，并且被印度警察殴打。“我以前从来没有被这样过。”不久之后，我和他在达兰萨拉见面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他，一个稍显清瘦的男人，一条红色的头巾下面是他长长的辫子，看起来就很让人感到好奇的样子。他说话的语速轻柔，那些表达清晰的句子，仿佛是经过他那不知疲倦的孤独生活所提炼一般。他时时又忽然地回到安静，沉默不语。但是他的风格和思考方式，很容易让人误解他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
像很多流亡西藏人一样，他生长在印度新德里的西藏难民社区。 1997年，他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之后，他穿越整个印度，来到拉达克，并想从这里回到西藏去，当时他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他对我说，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看自己的故土。后来他在越过边境的时候被中国武警逮捕，送到拉萨。在那里被关了三个月之后，他被驱除回印度。在他近30岁之前，他知道六位囚犯。“我强烈地推荐每个人都应该到监狱里生活一段时间，”他对我说：“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地重要。”说完这句，他哈哈地笑了，接着他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当时，我们是在达兰萨拉一间比较出名的和平咖啡店里。丹增尊珠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各种和西藏相关的运动和示威以及约稿等等需要他回答。最近在孟买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在等着他，这个会议是关于3位从西藏监狱和酷刑中逃出的阿尼。
这时，丹增尊珠谈起他计划在达兰萨拉建立一个图书馆和阅读中心的想法。他说，对于像他一样的西藏人来说，在达兰萨拉能够大量地阅读西藏佛教和传统文化之外的其他书籍是很必要的，西藏人需要了解现代社会，除去这个，还需要了解中国。他说，图书馆和阅读中心是新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开始的地方。看着西藏人聚集在丹增尊珠周围的情形，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情形多么地像他们的对手毛泽东开始其政治活动时候的情形呀。
丹增尊珠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在印度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流亡西藏人，他们从印度各地来到达兰萨拉，为的就是用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为西藏服务。丹增尊珠的其他一些朋友是近期从西藏来到印度的西藏人，他们经过艰难的跋涉，跨越大雪山，为着同样的目的而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一般来说是在沉静的忍受中期盼着流亡生活结束的时刻。但是丹增尊珠的朋友们却认可地说，暴力的方式更可能让西藏重获自由。其中一个这样说：“中国在世界各处众多的大使馆都可以是攻击的目标。”另外一个突然插口说：“看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与西藏相比他们是多么地小，但是整个国际社会却给予了他们如此的关注，是因为自杀炸弹，本•拉登。非暴力虽然把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传到西方，但是西藏问题到现在为止依然处于困境。”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语，久久地回荡在这间小小的咖啡店里。但是他们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对于佛教徒来说使用暴力是非常困难的。之前我和他们走在达兰萨拉的小道上，我曾看见丹增尊珠的一个朋友，小心翼翼的捧起一个小宠物，把它放在道路的另一边，远离人类通行的那一边。
达兰萨拉像其他36个西藏人社区一样，是印度政府在1959 年之后作为西藏人暂时的居住地而提供给西藏难民的，但是到今天，西藏人已经在这些暂时的居住地里生活了40多个年头。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依然属于“无国籍的人”。这样的身份对于长期生活在印度的西藏难民来说，意味着他们在找工作、添置私人财产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卖羊毛衫和廉价电子产品的西藏人是在印度各个城市常见的景观。甚至在达兰萨拉，西藏人告诉我，因为印度动荡的政治，他们也生活在一种长期的忧虑之中。在我到达达兰萨拉的几天前，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一个印度人和一个西藏人的争执，那个西藏人被五花大绑地带过大街。另外一些西藏人则想回到他们已经被占领的祖国。最近人权观察的报告再次证实了在西藏发生的许多事情：许多被怀疑寻求西藏独立，或者热爱达赖喇嘛的西藏人不经过审判就被投入监狱和酷刑；每年都有超过2000名的藏人逃离西藏来到达兰萨拉。
丹增尊珠的父母在1959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翻过大雪山逃难到印度。很多西藏人在到达印度以后，因为不适应印度的气候等很多原因很快就死去了。丹增尊珠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他的父母一如其他很多西藏人像苦力一般在喜马拉雅山区修路。丹增尊珠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当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取了很多在修路的西藏难民的生命，在丹增尊珠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不久他的两个哥哥也死了。在经历这样的苦难之后，丹增尊珠和妹妹坚强地活了下来。后来丹增尊珠分别在流亡西藏的三个学校学习，之后他到印度南方城市CHENNAI读大学，再后来，他到了孟买。
1999年，在孟买我第一次见到丹增尊珠，当时他在读文学硕士，我们的谈话围绕着城市文学批评，他像个诗人一般在言说，当时的他显得激情而又对自己的想法略带羞涩。他告诉我，他喜欢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除了这些，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谈论其他的话题。在我离开时，他送给我他的第一部诗集《穿越边界》，收录的都是关于他作为一个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以及他对故土的情感和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他属于一个不被世界承认但是却被世界承诺给予支持的国家，——“西藏：世界同情的库存品”，他在一首诗中生动地写到。他成为一个具有声望的作家和活动家是最近几年的事情。2001年，他写的一部关于流亡藏人的散文集获得印度国家级别的文学奖；李查•基尔和其他好莱钨明星对他的长期推崇，为他获得极大的声誉。2002年，丹增尊珠被印度媒体评选为当年全印度时尚50人之一，在这个具有很大影响的评选中，他的排名在同样入选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前面。在所有关于丹增尊珠的文章和照片中，他那条总是戴着的红布条总是被不断的提及和显示，他曾经表示直到西藏获得自由，他才拿下这红布条。丹增尊珠告诉我，每次达赖喇嘛见到他的时候，都会拿这红布条开玩笑地说：“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发烧了还是出汗多？”
相对于西藏人来说，丹增尊珠有比较多的机会见到达赖喇嘛并且与达赖喇嘛交谈，虽然这样的机会与少数经常可以单独拜见达赖喇嘛的西方名流相比显然要少很多。丹增尊珠对我说，达赖喇嘛在西方享有巨大的声望，所以西方世界给予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他很感激所有支持西藏的西方人，但是这样的支持发挥不了实质的作用，如果西方世界的政府依然保持着与中国的商业合作并且将武器继续卖给中国。丹增尊珠认为获得印度这个在文化和政治上与西藏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对西藏的支持，更为重要。他发表在印度各媒体的文章和言论都体现了他的这个观点。
他总是非常地忙碌。去年春天，他参与组织了一个纪念1989 年中国“天安门大屠杀”的会议，最近他又在协助翻译一首长诗，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在中国被政府迫害的西藏作家。不像其他的社会活动人士，他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热心，在内心深处，他仿佛陷入一种长久的模糊的追寻之中。而这种思想者的风格也是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这样的魅力吸引着很多年轻的印度人和年轻的西藏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对我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怎样找到那条走出困境之路？虽然要放弃是很容易的——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达赖喇嘛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是我们到底该做点什么呢？”
40多个年头过去了，流亡西藏人期盼着达赖喇嘛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达赖喇嘛也力图在西藏民族中推行民主，并且有了一个在流亡社区中民选的西藏政府， 2001年9月，桑东仁波切，一位高僧和哲学家，成为第一个选举产生的西藏总理，负责流亡西藏的社区和经济政策。这个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承认的流亡政府依靠着达赖喇嘛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是其局限性。
在中国政府不断地谴责、忽视、冷漠中，达赖喇嘛感到带领他的人民回到一个独立的西藏仿佛是不可能的了。1988年，他放弃了他长久以来呼吁的结束中国占领西藏的要求。他和桑东仁波切现在已经不反对中国对西藏的占有了。他们表示他们愿意在高度自治的前提下，让西藏留在中国版图之内。他们把希望放在西藏特别代表和中国中层官员几乎每年举行一次的谈判上。为了显示他们对谈判对手的诚意，他们不支持任何西藏人发起反对中国的抗议和示威活动。但是官方的这种政策让很多西藏人失望，同时也分化了西藏人。虽然西藏妇女大会等组织支持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张，西藏九十三运动这个影响很大的由西藏前政治犯成立的组织依然要求西藏独立，他们说这和境内西藏人的要求是一致的。要求西藏独立的最大力量是西藏青年大会，其官员洛桑益西表示：“我们并不是要反对达赖喇嘛——他的护佑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相信中国，我们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对流亡西藏政府提出的“高度自治”，予以批评的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出生在印度，从来没有回过或者连见都没有见过西藏。丹增尊珠无疑成了他们的代表。他的观点在印度媒体和互联网上被广泛地引用和讨论，无形中加剧了流亡西藏领导层和年轻西藏人的隔阂。在传统的西藏社会中，对于长者的批评是很少的，而顺从是其标准。丹增尊珠向我描述过人们听到他说“高度自治”纯粹就是西藏领导层的“没有任何希望的空想”时的种种反映。一天傍晚，在“和平”咖啡屋，他对我说，暴力是唯一的出路。“追寻成佛之道是一件事，而让一个国家获得自由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为自由而抗争，而不是希望这个世界能给予我们自由。”
很多年轻的西藏人逐渐对僧人在政治中的作用表示怀疑。就个人而言，佛教提升人的内在修养，给予人知识；就社会而言，佛教鼓励一种对社会的怀疑论和提倡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方式要与现代政治相调和并且接轨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追求民族自由的时候。虽然到目前为止仍不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政治斗争的有效方式，但是达赖喇嘛和其他佛教上层人士依然不断表示他们赞赏甘地的非暴力。去年我采访桑东仁波切的时候，他表示坚持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是最适合西藏的方式。他认为，甘地的斗争方式就是对真理的坚持。他接着说，非暴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些很大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的独立等等，其实非暴力更多的是对个人而言的，非暴力主义给予人尊严和信心，依靠这些，人们将可以面对任何政治压迫。他进一步解释说，非暴力刚开始的时候作用会很小，只能改变一些容易改变的事情，但到了后来，非暴力主义会显示其重大的力量和作用，因为它最终改变的是——人的基本态度。非暴力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计谋，或者为了达到其他什么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强调自制、清醒、理性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做到这些，就是一切的目的。
桑东仁波切告诉我：“我们最终的目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还要继承西藏灿烂的文化。如果未来的一天我们实现了政治的自由，却失去了给予我们生活重要价值的西藏文化，那么我们到底获得了什么？这也就是我们拒绝暴力最根本的原因。对生命的尊重，是西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而西藏的文化正是我们为之奋斗和抗争的理由。”
后来，当我把桑东仁波切的回答告诉丹增尊珠时，他依然表示出对于那些观点的不认同。当时我们在他的朋友开的一个小书店里，他翻阅着和西藏相关的书籍，忽然，他抬头说：“我不认为西藏文化仅仅包括佛教，偏向非暴力同时也可能成为被动和无所作为的借口。”他接着说““我们的领导人借鉴甘地，但是甘地看到英国用暴力的方式统治印度的时候，说抵抗是一种责任。而今天，我看见中国铁路已经修到拉萨，在我看来这就是暴力行为。所以西藏人选择抵抗的行为，又有哪一点显示出不符合道德呢？”
很多青年人都用崇拜的情感谈论起西藏东部的康巴勇士。这些康巴人从1950年起开始抵抗入侵的中国军队，1959年针对中国的统治发起大规模的起义，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达赖喇嘛必须做出选择，即继续留在西藏对中国人言听计从、低三下四，还是为了自由和尊严流亡印度。1987年，一本关于康巴游记队的书出版了，作者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西藏小说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o）。这本书深深地影响了丹增尊珠这一代流亡西藏青年，让他们开始更多的思考以军事的方式结束西藏今天的困境。嘉央诺布现在生活在美国，1997年他在BBC 关于西藏的记录片中这样说：“很多人并不想得到开导，至少不是立刻得到开导。” 嘉央诺布继续说：“我们都是普通的西藏人，我们喝水，我们吃饭，我们有情感，我们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当一些家伙来到我们的家园，屠杀我们的亲人，即使这些人是强大的军队，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拿起自己的枪。” “西藏人” 嘉央诺布补充说：“深爱着自己生活的土地，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来到这里，但是达赖喇嘛却不明白自己子民的想法。”嘉央诺布的言论不是美丽的空话，在1970 年代初，很多流亡西藏青年离开学校，拿着步枪来到尼泊尔和西藏交界处的木斯塘加入西藏游击队，嘉央诺布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支持西藏人的抵抗运动，在美国科罗拉多（COLORADO）军营训练了上百名西藏游击队员。1958年美国第一次给西藏抵抗者空投武器、医药供给、电台等等。三年后，西藏游击队退到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建立营地，在一次深入西藏腹地的行动中，击毙了一位中国军官，收获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情报，这可以说是游击队来到木斯塘以后最大的成功。美国支持西藏，是其冷战政策的需要，对西藏人是否能重获独立并不感兴趣。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和中国改善关系，当尼克松和毛友好相处之后，美国就停止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支持。这件事情给西藏人带来的伤害和打击，远远大于1994年克林顿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和人权对话相分离的政策。
印度政府也曾帮助过西藏游击队，在1962年，印度和中国因为争夺西藏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之后印度政府给予西藏游击队支持，可在1970年初，印度政府也停止了支持。在失去美国和印度的支持之后，很多西藏游击队员被尼泊尔军队袭击和杀害。最后，1974年。达赖喇嘛通过一盒录音带，命令木斯塘的游击队员放下武器，全部回到印度。
洛桑丹增，现在是达兰萨拉一间小书店的老板。他原来是木斯塘西藏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在以辞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达赖喇嘛放弃追求西藏独立建国的政策之前，他曾经在西藏青年大会、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过。他告诉我，在西藏，西藏文化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大量的中国移民迁入西藏，在西藏人自己的家园里，直接威胁着西藏人，而这样的威胁在连接西藏和中国的铁路修通以后会变得更为可怕。
洛桑次仁（lhasang tsering），今年50多岁了，留着漂亮的山羊胡。他告诉我，直到今天，他对于当年达赖喇嘛要求游击队放下武器回到印度的做法，依然感到稍微的生气。和很多西藏人一样，他认为当达赖喇嘛圆寂以后，西藏人应该用军事的手段为自由而抗争。他告诉我，即使是在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人也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惨烈地抗争着，并用刀和矛武装自己，一个年轻的阿尼和她的同胞攻击中国占领者，处决那些西藏卖国贼，但最后他们都被中国人枪决了。
那次是丹增尊珠的一位朋友带我们去见洛桑次仁的，他们都对洛桑次仁和嘉央诺布充满敬意，同样，洛桑丹增对于那些崇拜他的西藏青年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洛桑次仁的语速很快，而且言语的表达很具有戏剧色彩，比如他先轻轻地说：“流亡西藏中的一些人……”然后带着宣布的口吻提高声贝：“没有被西藏人民授权去改变西藏人的最终奋斗目标：西藏独立！”。讨论“高度自治”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他补充说：“我是想回到西藏，但不是跪着回去！”
但是，现在洛桑次仁的行为被世界各个亲藏组织和各种会议的原则所限制。他和他的崇拜者们关于武力抗争的谈论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使用武力抗争的可能性的理性判断。他和其他与我交谈过的西藏人仿佛没有考虑到，中国对武力抗争的回应，很有可能会像中国对付新疆那些不安的穆斯林一样残酷。另外他们也没有具体地描述和勾画一个自由的独立的西藏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到来离现在还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在未来的西藏不会有中国人的立锥之地。
激情的民族主义者在康巴老战士那里得到了少许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桑东仁波切却旗帜鲜明地和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坚持中国人和西藏人在未来能友好的相处和生活在一个自由的西藏。对于很多西藏青年人来说，拥有这样的观点，意味着自己的领导层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去年嘉央诺布在流亡西藏很有名气的网站PHAYUL.COM（故乡网）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西藏领导层“根本就没有明白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奇怪的是，这样的批评仿佛中国政府对西藏言论的回声一般。中国政府经常这样说：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没能实现西藏的现代化，而且这个制度从根本上阻碍了西藏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西藏就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享有文化和经济的自治权。按照中国藏学家的说法，在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西藏一直是最封建、最封闭的地方，那里的广大农奴被少数贵族和僧人统治，农奴被迷信和宗教精神控制。这听起来像共产主义的教条，不过中国派去统治西藏的官员陈奎元在1997年的一次讲话中，毫不夸张地说出了以下事实：“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没有一座正规的学校，广大劳动者的孩子没有权利和机会接受教育，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是文盲。”
桑东仁波切承认这些事情确实都是事实，但是他立即补充说，达赖喇嘛对现代技术非常感兴趣，对民主精神也很有偏爱。这些足以代替中国更好的实现西藏民族自己的现代化。不管中国政府带来怎样的利益：修路，建立学校，带来工作等等，他们妄图在西藏消灭达赖喇嘛巨大威望的企图都失败了。西藏境内的西藏人依然忠于他们流亡在外的精神领袖。即使中国加强对寺院的监控，经常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西藏的僧人和尼姑依然继续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着民族主义抗议。二十年前，中国放松了它的宗教政策，寺院被维修，吸引了大量的朝圣者，佛教仿佛再次得到繁荣。中国的高压政策和效率极高的成网状分布的间谍体系，为其确保了在西藏，甘地式的大规模非暴力活动是没有机会出现的。
佛法在西藏的再次兴起，并没有使得像达赖喇嘛这样重要的上师回到西藏。因为中国政府打算安置其他人代替达赖喇嘛作为布达拉宫的主人。在10年前，中国政府为了稳固他们在西藏的统治，按照自己的方式选定了一位在他们掌握中的西藏喇嘛的转世。这位喇嘛是西藏佛教第二大领袖班禅喇嘛，中国政府绑架了达赖喇嘛指定的转世灵童。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达赖喇嘛声明：下一世达赖喇嘛将出生在流亡西藏社区。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达赖喇嘛表示如果西藏的情况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不到改变，那么就会很愉快的在印度圆寂，乘愿再来。
目前依然在接纳流亡藏人的印度，最近这段时间，在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虽然不像邻居尼泊尔那样和中国走得非常近。尼泊尔竟然提出可以为达赖喇嘛访问北京提供尼泊尔护照，同时开始限制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举行政治活动。17世噶玛巴，一位20岁的西藏四大教派噶举派的领袖，于1999年逃亡印度。他被广泛地认为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将成为流亡西藏重要的领袖。他现在居住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寺院里。印度政府限制着噶玛巴的活动，同时印度政府称呼达赖喇嘛是精神领袖多于政治领袖。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都很担心，随着印度和中国关系的加强，印度政府对待流亡西藏的态度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而那个时候的西藏人，如丹增尊珠和他的同事很有可能开始朝着武力抗争的方向发展，那个时候也许只有这一条路了。
当丹增尊珠从孟买回来的时候，我依然在达兰萨拉。他说关于从西藏逃出来的阿尼的会议很成功，后来他带着两位阿尼去孟买最大的购物中心，她们第一次乘电梯的时候非常开心。他计划接下来在达兰萨拉举办一个电影节。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当我从伦敦给他打电话时，他仿佛又陷入了一种忧愁。他告诉我关于中藏在瑞士第四次谈判的情况，他说他觉得中国人和西藏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为自己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政府并没有改变在关于西藏未来政治地位谈判中哪怕一点点立场。他继续说，西藏领导层却在努力地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达赖喇嘛公开声明，西藏铁路的建立是进步的标志。
当我于12月早些时候和丹增尊珠通话时，他正在印度北部流亡西藏人社区的长途行程中，这个行程的目的是筹集1万美元，用于购买西藏政府于1947年发放的一份西藏护照。这个护照现在一个尼泊尔古董商人手中。这个护照上有7个国家的签证，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沙特、埃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西藏主权的存在。在电话里可以听出他的激动和高兴。他这次的行程筹集了6000美元。同样发生在新德里的事情，也让他显得有些愉快。不久前，多个西藏团体在西藏青年大会主席的领导下，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中国最近在拉萨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丹增尊珠认识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一个人。示威者被警察威胁的照片出现在当地报纸上。丹增尊珠说这次活动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青年人和在校学生。他们非常吃惊，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敢组织了这样一次活动。丹增尊珠说：“作为失去祖国的人们，他们的感情与西藏问题紧紧相连，并且作好了为之付出一切的准备。”他又补充到：“每当有人问我，你属于哪个地方？我这样回答，我属于一个叫做‘西藏问题’的地方，我的很多同胞和我一样来自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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