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的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民族问题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中国的民族问题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
例如汉人不断向民族地区移民，一时看似乎有利于当局的控制。然而移民将会直接进入民族地区的基层百姓的生活，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争抢当地资源，瓜分当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不是历史遗留的争论，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这将使民族对立波及到每个民族成员，容易变成巴勒斯坦化那种全民的民族主义动员。
中共目前处理民族问题往往是只考虑眼前，为小利而失久远。这是中国权力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上上下下莫不如此。这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崇拜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少数民族的情感。当局一直公开宣称的镇压政策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近年又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种穷凶极恶是中共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民族地区放大版。
眼前看，强力镇压似乎是有效的，然而是不是只要能保持不出乱子，没有人敢于表达不满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并不是。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在政府主持下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却没有领会。今日当权者这种做法只能震慑一时，长远看却是酝酿更大的爆发。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的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2007年12月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图为2008年3月14日深夜的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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