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放弃了哪怕再微小的道德，也就意味着整体堕落的开始。权宜之计的合作，也会越陷越深，最终沦为走狗和帮凶。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很多曾经积极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人，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开脱，迅速转变立场，与当局合作。他们私下辩解那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真合作，因为与强大势力硬碰硬是要吃亏的。
藏族精英中现在也有这种为了保护自己，只能与当局合作的想法和行为。专制制度不光压迫人性，还会扭曲人性。当人们都为了保护自己与它合作时，不管是否情愿，事实上已经与它成为同一阵营。可以说专制的强大，正来源于多数人的“识时务”。
仅是个人的“识时务”也可以理解，不能要求人人都敢于牺牲。但是有些人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要谴责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人，说正是因为他们的“激进”才导致当局的镇压，因而对民族大业造成破坏——这就成了颠倒黑白。
发出这种谴责的人是真不知道什么黑什么白吗？其实不是。他们只是不愿正视自己内心的恐惧。流亡海外的中国政论家胡平这样解释：“在极权社会中，恐惧感深入人心，然而问题又在于，如果人们能够直面正视自己的恐惧，那倒好了。因为怕和恨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怕就是恨。承认恐惧，认识恐惧，必将把我们推向异议者、反对者的立场，哪怕我们只把异议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恰恰因为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与反叛，多数人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恐惧，掉过脸去假装看不见。”。
于是，他们把反过来攻击别人的勇敢当作以攻为守，从而为自己的恐惧找到开脱和挽回面子。在这种人的逻辑中，道德是可以分开的——似乎与帝国和极权的合作都不算坏事，都是权宜之计，只要最终目标是为了民族就可以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道德是一体的”——人不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遵守道德，在另一些事情上放弃道德，而对放弃道德仅仅轻描淡写为实用需要。事实上，放弃了哪怕再微小的道德，也就意味着整体堕落的开始。权宜之计的合作，也会越陷越深，最终沦为走狗和帮凶。
今天，人缺的不是头脑，而是骨头。没有骨头支撑的头脑再聪明也没有高度，心灵则只能被踩在泥中。因此，一意孤行的勇气看似不明智，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和更有价值的。
（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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