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kaj Mishra 说：“不管北京如何把变化强加给他们，他们仍然坚持传统方式的生活。藏人对信仰和民族认同的忠诚在过去几经政治风浪的考验，而如今，这种忠诚又要和开往西藏的火车来战斗了。”
作者：Pankaj Mishra 摘译：Yaomi (博讯2007年9月25日)
"The Train to Tibet", The New Yorker, April 1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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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的一天，在北京西站的闹哄哄中，我排队等候开往西藏的火车。这条从北京到西藏的火车行走在世界最高的铁路上，经过地震、严寒、低气压，如同中国前总理朱熔基所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两天以内，火车就要带你去以往探险者和旅行家最渴望的地方。然而，这条铁路并不完全为追寻西藏浪漫色彩的人们修建。北京声称，它将加速中国第二大省份——西藏的现代化。而与此同时，许多批评者说，该铁路进一步加强了北京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并会带来大批汉族移民定居以及侵蚀西藏的本土文化。西藏的面积几乎是加州、德州和纽约州的总和那么大，而且还有着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铜、锌、铁、铅和其他矿藏。
在排队等候的人群中，几乎没有外国人。我注意到几个穿西装的汉族干部带着几个武装士兵插队。上车以后，软卧车厢（车票1200元）一间有四张床，相当拥挤。虽然有平面电视、玻璃花瓶里还插着塑料花，整体条件相当简陋。如果四个床位都有人，过道几乎走不过去。幸而，在我的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列车离开北京，公告系统开始运行，播放关于青藏公路的宣传片。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我知道，中国人非常为这条铁路而骄傲。宣传片中说，西藏人民盼望这条铁路已经有数十年之久，画面是载歌载舞的藏族人歌唱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我早早睡着了，醒来时天还没亮。餐厅条件简陋如同办公室吃饭的隔间，插队的几个汉族干部正在大声喧闹着吃饭。他们的卫兵远远地站着，一个漂亮的汉族女招待围着他们转……饭后我用英国手机打通了在某个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人士的号码，他以前住在青海离铁路很近的地方，最近逃亡到印度。对有人正穿越他以前的噩梦，他似乎惊喜参半。他让我比较车上西藏旅客和汉族旅客的数量。“没人愿意和你说话，你就去数点藏人的人数好了。”在北京站台上我看到过几个藏人。他们和其他旅客一样急于上车。早上我在餐车看到几个穿耐克鞋和夹克衫的藏族青年。那个漂亮的汉族女招待对他们相当粗鲁，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就把菜单放他们桌上，他们叫她过来她也不理睬。
过去我多次试图接近藏人。但从2004年我在西藏的旅行知道，藏人很不喜欢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说话。因为这会引起西藏众多暗探、告密者和便衣的注意。车上的藏人是否被监视？我不知道。但达兰萨拉的藏人对青藏铁路持批判态度，他们说该铁路旨在帮助汉人移居西藏以获得政府提供给这些移民的补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的矿藏运出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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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车前不久，我就从一位藏族诗人和作家那里，听到上述看法的一种版本。她，就是唯色。在印度和西方流亡的许多藏人都视她为女英雄，因为她是中国非宗教圈子里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中国人对西藏统治的声音。在北京的灰色十二月中，我和她在一个宾馆会面。她全身藏族打扮。我原本以为她会满带国家压迫的艰辛，但唯色全无屈服之意。她脸上有好奇的神情，看上去比40岁要年轻许多。在指控间隙，她也不时微笑。“青藏铁路是殖民者的强加”，她说。她引用Edward Said，称帝国主义是“地缘暴力”。她告诉我，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对西藏的压制更严酷了许多。她说，“汉人已经主导了拉萨，而自从7月份通车，拉萨的变化就更快了。”她愤怒的声音让我忍不住观望四周怕有窃听。
在为西藏的斗争中，唯色是个异数。她的背景中没有任何成份显示她会成为异议人士。她的父亲有一半汉族血统，少年时代就加入了解放军。而正是解放军于 1951年“和平解放”了西藏，在这个佛教地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并最终迫使达赖喇嘛流亡。唯色出生于1966年，“在军号声中长大”。1976年毛去世时，她忍不住痛哭失声。唯色的母语是汉语。直到今天，她仍然不会读写藏文。作为青年诗人的她本对政治没有兴趣，直到1980年代后期读到John Avedon关于西藏难民著作的中文本。整个1990年代，她在拉萨政府部门工作，负责《西藏文学》的编辑。直到2000年她遇到她的伴侣王力雄（王力雄是汉族人，西藏问题专家），她才开始公开发出异议。2003年，政府当局惩罚她，先是禁了她的书（其中有歌颂达赖喇嘛的内容），然后她又丢了工作，并被禁止离开西藏。但在准备对她“再教育”（安排她参观青藏铁路并要求她写文章歌颂该铁路）之时，她设法离开了西藏。现在她和王力雄及王的母亲一起住在北京郊区。
最近王力雄和唯色被译成英文的合著《打开西藏僵局》（Unlocking Tibet）详述了中国人对西藏文化和西藏认同的挑战问题。去年，一百多万旅游者拜访了西藏，而现在拉萨正在向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转变。大量人群，其中多数是汉人，在商厦、玻璃幕墙的办公楼和发廊（妓院）间穿行。在书中，唯色对这些变化充满鄙夷。她也批评政府重修文革期间被毁坏的寺院的方式。藏人在这些新寺院里似乎享受着充分的宗教自由，而唯色指控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前行宫，被改造成了“无限商机的宝藏”。
我很难不查觉到，较晚才感受到西藏困境的唯色，正通过强烈表达异见弥补她曾作为西藏精英一员对中国的效忠。她那时的处境，让我联想到她书中描写的一个青年喇嘛：他被政府当局送去参加一个欧洲的人权会议，从未沾染政治的他遭遇一群愤怒的流亡藏人，他们冲着他大喊“共产党喇嘛”，他困惑而又伤心。
唯色对西藏的直率让我不安。因为藏人几乎从不和我交谈。最近人权组织的报告说，西藏僧侣仍然被要求谴责达赖，而藏人也不被允许拥有达赖的照片。唯色的处境更是脆弱。1999年，王力雄在新疆调研时曾被拘捕达一个多月。唯色说一个警察从不离开他们家附近，日夜监视他们在北京的家。我问她是否要删去她的某些说法时，她再也不微笑了。她快速地和翻译说了句话，然后凝视着我。翻译替她说，“我不在意。”
唯色对青藏铁路的拒斥让我想到，在传统中国，铁路也曾经引起类似的焦虑。满洲人购买过欧洲商人建造的铁路，又将它们拆毁。当时的中国并不对西藏拥有实质主权。然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却想到可以通过铁路把西藏和内地相连接。1949年后，中国的铁路系统飞速发展。而今天的青藏铁路跨越了西藏的天堑—昆仑山。1889年Rudyard Kipling所到访的中国是一个被西方打败并深深羞辱的国家。Kipling问道，“如果中国醒来，如果上海和拉萨之间有一条铁路，如果中国可以控制自己的兵工厂和武器库，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今天的中国醒来了。
中国的城市化是当代历史上最快速和深广的，但却给西藏带来巨大的环境破坏。当谈论青藏铁路的时候，中国人就象过去对科学技术充满热情的欧洲人的后代，和那个时代的殖民者一样，他们也对自己相对于愚昧土著的优越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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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拉萨了。入城的路口，解放军战士带着机关枪查哨，提醒我们中国对西藏安全的焦虑。在拉萨的第一天，我透过唯色的眼睛，观察城市中汉族建造的区域——饭馆，酒巴，夜总会……而神圣的庙宇却好象退缩了。拉萨仍具有一个中世纪集市城镇的气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商人在卖坚果，临街的商铺在卖奶酪、匕首和马鞍。商人中夹杂着远方的朝圣者。这里展示着混合的西藏风格。而我下榻的宾馆，号称西藏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独特的博物馆宾馆”。大理石的大厅里陈设佛像，宽屏电视不停地播放宾馆老板接受采访的内容。老板是四川来的商人，以前是军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充分理解客观实在的发展律，并且将他毕生精力用于继承和发展西藏文化。虽然翻译比较糟糕，这话倒也有几分真实。自改革开放起，党政军人士比其他人更懂得”客观发展律“，他们即使不是西藏文化的继承人，至少也是从中获利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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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唯色和她的伴侣王力雄一起来看我。王不仅质疑中国对西藏的治理，而且拜访过达赖喇嘛，因此承担不小的风险。和唯色一样，王出身于中国的特权阶层。 1968年的文革高潮中，王在莫斯科受教育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苏修特务”并被扔进牛棚。他在牛棚里自杀了。他的母亲，一个电影厂的编辑，被下放劳动。文革让王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失去了信任。但文革也把唯色和他连接在一起，他这样告诉我。自从他们开始电子邮件联系后，唯色送给他一些她父亲在文革期间拍下的红卫兵破坏西藏的照片。王鼓励唯色根据那些照片展开调查和采访，为照片写下文字说明，再现当年的场景。
现在，当他们俩在一起时，他们散发着一种令人不解的欣喜，好象他们仍然在细细品尝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另一半的幸运。在2000年初次见面前，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一整年。王力雄形容他俩是“未见即钟情”。
王告诉我，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一党专政体系存在着可能在某一天崩解的危险，这使得他对西藏的前景也不乐观。不过，他说他在去年十一月去拉萨的火车旅途中，碰到一个离开农村家乡去看外面世界的藏族妇女，她原来以在内地为汉人表演歌舞为生，当她岁数大了以后，便自己在扬州开了一个表演团，从自己的家乡招来女孩子表演藏民族的“原生态”歌舞。
唯色说，这些能在新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藏人不会超过10%，王力雄则认为可能更少。他说，“火车给西藏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民族精神的改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砸碎了一切，但藏人的灵魂世界没有改变。现在藏人的精神被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文化大革命所改变。你无法抗拒这种新的物质主义。“
唯色曾写到她和一个藏族企业家的谈话。“我们现在要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他说。但很少有年轻藏人能抓住这些机会。汉人的流入，凭借他们的种族和语言优势，让拉萨的酒馆和发廊里充满了失业的藏人。有一天，在庙宇外，我碰到了5个年轻的说英语的藏人。他们是那样的怨愤，以至他们暂时忘记了和外国人说话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穿着牛仔服的他们，看上去和拉萨汉人区的舞厅风格更相配。但和舞厅的藏人不同，他们属于西藏的另一阶层——贫苦的藏族农民阶层。
我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他们几个自少年时代就是朋友，十几岁时，他们穿越高山，逃亡到印度。他们带着怀旧情绪提到他们在印度的时光，特别是在达兰萨拉由流亡藏人开办的学校。海外生活扩展了他们的眼界，也让他们更清楚藏人在世界上的可悲位置。在印度，他们学会了英语，但自从他们因为家庭受到政府的压力而回到西藏后，这个技能却没有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说到中国政府如何千方百计阻止藏人逃亡，又如何不时骚扰回来的逃亡藏人。无论如何，不懂汉语，这些西藏青年就无法从市场改革中获益。连导游考试都需要中文。内地的高等教育对这些藏族青年太贵，而他们也缺少在西藏获得政府工作的人脉。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在夏天为来藏的西方人充当导游，冬天则依靠家庭农场过活。
他们和当地的汉人几乎没有接触。他们说，拉萨不仅在物理上被分成汉人区和藏族区，在心灵上也是如此。汉人和藏人彼此警惕，虽然没有公开的敌对。但他们认为，青藏铁路的通车，很快就会改变这个局面。他们毫不怀疑，这条铁路只是为了帮助汉人而建。对大多数汉族移民来说，通过公路或者空运入藏太过辛苦或者太过昂贵，而火车加速了汉族移民西藏的进程。西藏流亡政府说，每天都有5000多人入藏，大约2000人就留下不走了。拉萨现在汉人已经占多数。比较明显的经济影响就是房租上涨，让这些藏族青年的居住变得更加不容易。
和他们分手后，我回到宾馆。我打开电视，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一个穿橙色工作外套的肥胖女歌手正在唱关于青藏铁路的歌曲——“天路”。后来唯色告诉我那歌手的名字叫韩红，有一半藏族血统。在铁路通车前，电视台和电台不停地放了整整一年这首歌。2004年，韩红还计划乘直升飞机降落布达拉宫进行演唱，只是在包括唯色利用博客所进行的众多批评出现后才不得不终止。现在唯色的博客已经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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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的最后一天，我拜访了一家藏民。是那几位藏族青年把他介绍给我。我问是否可以参观他的农场，他立刻同意了。他和我开玩笑地说起，汉人如何试图使村民们挂中共党旗和中国首脑胡锦涛的画像。他领我参观了他家的老屋，介绍我认识他的父母和弟妹们。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无言的自豪：我和我的全家自己盖了这些，无须汉人的任何帮助。最后他带我进入他的佛堂——他的房子里最好的一间。房内有大量色彩鲜明的巴罗克式装饰，神坛前陈列着一排排银灯。在一面光墙上是当局强制要求张贴的胡锦涛画像，比最大的佛像唐卡还大，但已经在日晒下褪色。他还指给我看橱内的另一张画像——达赖喇嘛画像。藏人被禁止拥有达赖喇嘛的画像，但他说，不但他有，所有的邻居们都人手一张。
这是一个反抗性的标志。我回到拉萨以后，常常想到他。看来，有许多藏人和他一样，不管北京如何把变化强加给他们，他们仍然坚持传统方式的生活。藏人对信仰和民族认同的忠诚在过去几经政治风浪的考验，而如今，这种忠诚又要和开往西藏的火车来战斗了。 (博讯 boxun.com)
Pankaj Mishra 在采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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