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沉重的话题。却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1968年6月7日，12个年轻藏人在大昭寺、在拉萨的街上，被解放军的子弹夺去生命。
是文革中的武斗，更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一个民族都成了牺牲品。
然而，文革——“杀劫”，在今天的西藏，结束了吗？
西藏“文革”疑案之二：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
·唯色·
1968年夏天，在拉萨发生了西藏文革史上最震惊的血案之一：“六·七大昭寺事件”。因为这一事件乃是军队策划并实施，被认为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标志，西藏军区曾就此事件进行过调查并有详尽的报告，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
关于这一事件，概括而言，即被“造总”占为据点的大昭寺，其三楼一侧临街的屋子被设为广播站，有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在此驻守。担任播音员的是拉萨中学学生赤列曲吉和旦增。据说这个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厉害，因而遭到攻击，死伤多人。
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上对此的记载只是简单的一句：“6·7 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财经大院（位于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尧西达孜’的对面，现自治区计经委大院，当时‘造总’的主要活动点）和大昭寺 警备区部队司令部进驻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事实却不堪回首。
当年拉萨中学学生、“造总”成员次仁旺秋的回忆是：“六月份，一部分‘造总’的人正在占领大昭寺的时候，当时阴法唐（1980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是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拉萨警备区的司令员叫什么，名字一下子记不起来，是他带着部队进入大昭寺。当时在大昭寺里有旦增、赤列曲吉和东方红居委会的一些群众在里面。我不在大昭寺里。事后听他们讲，那天在大昭寺的‘白玛曲乃’，就是那个烧香的地方，大概有造反派的三十来个人在开会，突然一群军人从后门冲进来开枪，但我听说当时没有直接向人开枪，大都是往天上和别处开枪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被击中了，好像有八个人当场打死了，但在场的大部份人受伤了。我们拉中的同学赤列曲吉，因为她爱唱歌，嗓音很高，我们叫她‘高音’，肚子被打中后，肠子都流出来了，就用一个铁碗堵着肠子，嘴里还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部队占领大昭寺之后，‘大联指’的人进来把没打死的人七脚八手地乱揍，大部份受伤的人是被‘大联指’的人打伤的。当时‘大联指’的总部在交际处（现“迎宾馆”），所以把这些‘造总’的人边打边骂地从大昭寺带到交际处。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次仁旺秋的采访）
事实上，在这一突发事件中，被打死在大昭寺里的有十人，另外还有两人打死在附近的大街上，平均年龄二十多岁，都是东城区办事处下属的河坝林、八廊学等居委会的红卫兵。在批斗“牛鬼蛇神”中很活跃的积极分子次仁旺姆（后任河坝林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现退居副主任），据说当时也在场，被解放军的子弹打伤脖子。东城区办事处主任扎西的臂膀给打中，骨头都露出来了。还有一个女孩在呼喊口号时，舌头被子弹打掉半个。曾经耳闻当时激烈枪声的人，形容那枪打得“哒哒哒，哒哒哒”的。还听见广播里声嘶力竭地高喊“我们‘造总’被枪击了”。战事很快就结束了，那些死伤的人都被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马车上，推到藏医院的大门口，引来拉萨城里风闻而至的人们团团围住。
2002年6月，我在拉萨采访了在这一事件中身受重伤的“造总”广播员旦增的丈夫（旦增于1990年因车祸离世）。他回顾道：
“那天大昭寺先是被‘大联指’包围，主要是住在索康大院里的秦剧团的演员和拉萨市歌舞团的演员。后来军队进去，在里面打死了十个群众，打伤的有我的爱人和‘高音’，其实‘高音’的名字叫赤列曲吉。她俩都是‘造总’的广播员，是拉中高68级的学生。我爱人，那时候是我的未婚妻，差一点被打死了，子弹穿过她戴的军帽，从她的头部擦过，腿被手榴弹炸断了骨头。当时‘支左’的解放军先开的枪，他们是支持‘大联指’的。我听说这个消息时，正是傍晚，我吓坏了，以为我爱人被打死了，就去找她的尸体。我亲眼看到那些尸体被弄到藏医院的门口堆放着，很惨，缺胳膊少腿的，被打得很烂。全是居委会的群众，有些是被枪打死的，有些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翻来覆去找，没见着她，后来听说她被打成重伤了，在人民医院。那个时候，人民医院是‘造总’最重要的据点，所以我未婚妻及时得到了治疗，不致于被截肢。如果不是这个医院，她肯定被截肢了。在人民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又转送到军区总医院，要在那里取钢针。记得我最初在医院看到她时，她已经面目全非了，全身包扎，脚被吊起来，还打了麻药，整个人像死人一样。幸亏她那时年轻，20岁，所以挺过来了。以后我就把她当时戴的军帽和剪下来的头发都保存下来了，一直保存到今天，作为纪念。她的腿一条是粉碎性骨折，一条没这么严重，做了两次大手术才好了。因为她受伤了，所以就没有去下乡安家落户，分到群艺馆当会计。当时，赤列曲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用一个搪瓷缸子堵住才幸存下来。她以后在《拉萨晚报》藏文编辑部工作，现在已经退休，经常转经。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她俩在大昭寺楼上广播，解放军冲进来以后，听见还在广播，很气愤，就冲广播室开了枪，还扔了手榴弹，幸亏她俩没被打死，后来她俩被认为是‘造总’的‘保沃’（英雄）。解放军占领大昭寺以后，‘大联指’的人也冲进去殴打‘造总’的人，主要是秦剧团的演员们。”
旦增的丈夫至今还保存的有旦增当时戴着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他从箱子里取出这顶有着特殊意义的军帽，还有当时报道这一事件的《红色造反报》（藏文版），以及“造总”为纪念这一事件而专门制作的毛主席像章等。其余的物品，他均让我拍了照片，但是染血的军帽他没有同意拍，这我理解，因为是其亡妻的遗物。
在大昭寺发生的这场血案令拉萨哗然，甚至震动北京，两派特派专人赶赴北京汇报，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军队的“支左”人员因此向“造总”道歉，西藏军方的一些人遭到处罚。“造总”在《红色造反报》上予以详细报道，并为此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的游行活动。在这一事件中丧生的十二人，后来埋葬在拉萨西郊烈士陵园之内一个专门修建的小陵园中，西藏军区和西藏革委会还为死难者立碑。
如今，烈士陵园的一角尚还保留着这片特殊的墓地。看得出来，最初颇受重视，有高大的墙，十二座围成圆圈的坟墓簇拥着一个小小的水泥广场，广场的中央设置的有花台和路灯，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还镶嵌的有死者的照片。但如今，墓地里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堆积着牲畜的饲料，墓体已经裂缝，碑文模糊不清，竭力辨认才依稀可见——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 ·七》大召寺事件死难烈士”；其次是死难者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如果是女性有特别注明；然后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军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这十二个年轻人全无例外都是藏人而且大多是拉萨人，可是这么多年来，据说从未有任何人来这里凭吊他们。是他们没有亲人，还是连他们的家人都想要忘记他们？尽管西藏人没有上坟祭奠的习俗，可这里未免也太冷清了。就像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于任何公开文本，才短短的三十多年，似乎无人可以说得清楚，又似乎是有意只字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湮没，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起先他们被认为是烈士，但一年后却被说成是死有余辜，被挖开棺木，暴尸野外。旦增的丈夫曾亲眼目睹此状，回忆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棺木被挖开了，尸体已经腐烂了，成了骨头，生了蛆，苍蝇在上面乱飞，又恶心又惨不忍睹。有几个尸体后来被他们的家庭认领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其实已经空无一物。本来藏族没有这样埋葬的习惯，但是当时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因为说他们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样一个惨状，当时我们看了以后，那心里简直是……”他语调哽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十二个年轻人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及性别分别是：普布次仁：日喀则人，22岁；卓嘎：女，拉萨人，28岁；平措坚增：日喀则人，18岁；索朗次仁：拉萨人，26岁；赤列旺杰：拉萨人，26岁；扎西：查雅人，28岁；巴苏：那曲人，26岁；苍姆：女，拉萨人，19岁；索朗卓嘎：女，拉萨人，17岁；格桑群培：墨竹工卡人，27岁；江白：墨竹工卡人，36岁；顿珠多吉：拉萨人，20岁。
对于这一事件，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的司令员陶长松，他至今忿忿不平，愤慨地说：
“……把‘六·七大昭寺事件’拿来（跟1969年的‘再叛’）对照，看看你军队到底有没有派性，你在大昭寺随随便便打死十个人，另外在财经大院和原来的‘造总’总部之间还打死两个人，总共十二个人，也就是今天‘烈士陵园’那个‘园中园’里面的人。你占大昭寺的一个广播站干什么？你占领就占领嘛，管制就管制嘛，为什么开枪呢？所以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来你军队的派性有多严重！我是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时这么说的。当然我们现在说军队多了不太好，会影响我长城的形象，甚至于弄得不好还毁我长城。其实后来毛泽东讲的很清楚，他是68年11月14日作的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这不是很清楚吗？……林彪也在四天以后，11月18日作了批示：‘主席批示极为重要，对部队是最大的爱护。各级领导今后更应严格要求自己，严防发生此类事情。’这不就说明部队干了坏事嘛。
“他们（指军队）是直接去攻大昭寺的。当然他们说的是要接管，后来却说枪走火了，是这么给我们解释的。可枪走火，怎么可能打死那么多人？那不是开玩笑嘛。所以起先军区写了一个检查，但我们通不过，你这是编造，后来才搞了一个像样子的，当然是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不久任西藏革委会主任，支持‘造总’）他们起了作用，做了调查，结论是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导致的必然恶果。这个（检查）我们勉勉强强地通过了，但有一点遗憾，因为他把这个事件的代表人物说成是阴法唐，结果把阴法唐给抛出来了。阴法唐当时是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吗？但这个问题商谈的结果，我们也做了让步。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的这个代表人物只有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1968年9月任西藏军区政委，代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支持‘大联指’）才有资格当。”
那位“造总”负责人还说当时他正在北京学习，当天从拉萨的电话中得知大昭寺被解放军围攻的情况，赶紧再三叮嘱“造总”成员不得向解放军还击，因为只要一向解放军开枪性质就会变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得还击。这一事件发生之后，由于惊动了伟大领袖，“大联指”失势，“造总”以十二个年轻藏人的生命暂时又占上风，实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群众组织的代表陶长松和刘绍民（“大联指”总指挥）均被纳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授予副主任的职务，相当于副省级，陶排名在刘之前。11月9日，“大联指”宣布撤消总部并同时停刊《风雷激战报》。11月13日，西藏军区在拉萨人民体育场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召开了平反大会。第二年3月25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决定撤消总部、各分部和司令部，结束工作。但随后在1969年，便发生了以“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为典型事件的波及整个西藏的所谓“再叛”。
图1~图3：拉萨红卫兵墓地。
图4：这就是专门为纪念“六•七大昭寺事件”而制作的毛泽东像章。像章的背面刻着毛就此事件于1968年11月14日做的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做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图5：当时登载这一事件的“造总”报纸《红色造反报》（藏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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