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扎瓦：无知是藏汉最大的敌人

与日本当年所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一样，我认为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大众在压迫另一个民族时，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对立面的，他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其他弱小民族的拯救者或解放者。除了文化、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无知和偏见。

博扎瓦：无知是藏汉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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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网·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6月11日02时02分 发布

http://127.0.0.1:8567/dm/uGGc/JJj.obJRACeRfF.PBZ/pa/2007/pbzzrag/52_1.shtml

   最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了《无知是两岸最大的敌人》一文，说的是有关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现状。我借该文的题目写了这篇文章，这里就不再占用时间感叹中共转载外文以求“发展”两岸关系的“良苦用心”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在乘座一列中国西线火车时有汉人问我：“你们家住在草原上？”、“城里有房子吗？”、“吃过蔬菜水果没？”等等。这个人看上去可能是个小县城的干部，估计比我大一轮，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这个人对西藏的了解无非来自电影《农奴》和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而已。二十年后的中国在媒体规模、消息渠道的质和量的发展和变化不用举例，但对多数中国大陆民众来说，所有信息所具备的官方性、垄断性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其片面性、虚假性以及对某些信息的“冷、热处理”的现象比比截是，从口径一致的媒体中看得出，所有宣传内容都是以事先拟定好了的提纲所指出的方向确定的。即便是突发时间也不例外。到了今日这信息膨胀爆炸的所谓的“e时代”，由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作用，许多中国人对西藏的了解仍然停留在这个昔日的“少数民族阶级压迫重灾区”的黑白景象中。去年我在西藏与一名来自北京的游客有过一段谈话，当他看到许多寺院废墟后惊讶地说：“不是说中央为了保护民族地区，西藏从未搞过文化大革命吗？”而一些人连起码的非政治性的常识问题都搞不清楚，甚至有些人连“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历史、文化、地质地貌截然不同的地区都容易混淆，有一次我在给北京某企业打电话打听产品性能和价格时听到“你们西藏有好多人买过我们的产品……”，本来说得好好的，那位销售科长突然间大脑短路似的冒出了“你们新疆是个好地方”，在我更正之后他又说：“新疆和西藏有什么不一样嘛？都是少数民族嘛”。还有游客到拉萨后，曾向导游提出品尝马奶酒（蒙古）的强烈要求。这些例子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普遍反映了中国大陆的相当部分汉人对西藏的无知，至于在对西藏敏感的、政治的、两族利害分歧的问题上所产生的偏见、误解和更多的无知能达到何种程度就不难想象了。

   当然，即便汉人民众即使做到了了解西藏，甚至比藏人更了解西藏，“西藏问题”也不见得马上能解决。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权，归根结底的问题是这“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没有掌控于人民之手。与政权的本质具有民主特征的国家相比，现在的汉人民众是无法感受到靠民众的力量左右国家政策所能带来的快乐的。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所有历代掌门人都无法作到摆脱马克思的召唤而“万寿无疆”的结局，一代领导人“永垂不朽”后所能填补的候选人一般情况下还是爹生娘养的普通人家子弟，通过不断的“进步”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在中南海。现在的中共领导人都成长于“民主真空”的环境中，现在西藏的烂摊子除了是因专制本身所造成的，也与双方或其中一方的无知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中共对“西藏问题”长年悬而不决和避而不谈的主要原因。除少数极端专制的国家外，从刘邦、华盛顿、邱吉尔、希特勒、毛泽东及现在的多数中外领导人，都是生长于普通民众阶层的家庭，如果现在的多数汉人家长或成人能够基本了解“西藏问题”的真实背景和现状，以及藏民族这个少数民族存在着流亡社会的现实问题、达赖喇嘛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的思想，尤其是他本人在国际社会中如此耀眼的地位等等现在的多数汉人简直无法想象的真实情况，那么，他们的日常言行将影响和有助于下一代汉人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对“西藏问题”进一步的真实了解，待这一代人中的“精英”入主紫光阁后，将有助于避免犯下当年毛泽东因对西藏常识问题的偏见和错误的理解而造就的一些灾难政策实施的错误（关于毛对西藏的偏见问题在王力雄先生所著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有记载）。即便中国的民主春天姗姗来迟或遥遥无期，也有助于未来专制中国新一代当权者纠正过去的错误或起码审时度势地调整未来的新的西藏政策，使藏汉两族人民从中获得利益，而且我认为即便只有少许的利益，也是值得这一代人为此付出努力的。

   与日本当年所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一样，我认为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大众在压迫另一个民族时，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对立面的，他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其他弱小民族的拯救者或解放者。除了文化、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无知和偏见。

   近代藏人对汉人尤其对中共的无知是源于中共军事进攻西藏的前夕，西藏政府的官员为消除即将来临的灾难，经常对百姓称中共是“吃人的红汉人，是魔鬼的化身”。这种方法对兵临城下的莫斯科民众是不起作用的，不过对西藏这个迷信十足的地方却有可能奏效。虽然解放军在“解放”西藏期间给西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藏人与中共官兵接触后对中共“妖魔化”的宣传感到了一定的反感和逆反情绪。当然了，这种由蒙蔽和欺骗而带来的无知也与谎言本身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据一名毕业于陕西咸阳民族学院的退休女藏族共产党干部称，中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派遣大量藏族青少年赴中国内地学习，一些急功近利的藏族干部为了尽快完成招募任务而经常巧言利诱藏族青少年前来报名，她说：“有个通司（翻译官）对我说，汉地的学校有天天吃不完的饭菜，早上醒来便可伸手窗外摘吃苹果和桃子，没想到后来连馒头都不够吃”。

   就像中共几乎所有思维逻辑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打转一样，过去藏人的哲学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现实问题、宗教解释”的方式上。达赖喇嘛曾指出：“我们原来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将佛教的内心修养与迷信的糟粕分不清楚，当共产党打进来的时候不想办法怎样用实际行动避免灾难，而将这些任务寄托于神灵鬼怪，这是十分可悲的”。由于藏人在一些简单问题的思考上仍然停留在迷信的层次上，尽管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要“自己动脑子思考问题”，然而，对于一向习惯于言听计从神灵旨意的藏人而言，尤其是对一名普通的、虔诚的教徒来说，质疑或放弃已形成的意识形态，而重新寻找或接受新的价值观是相当的困难。虽然没有放弃传统价值观中基本的信念，但在经过民族生死洗礼后的流亡藏人社会中，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有部分老一辈人仍然过着我行我素的传统生活，但整个流亡社会不仅对民族命运空前团结，意识形态的自由化也达到了西藏前人无法想象的地步，甚至在民族命运的“路线问题”上也出现过与达赖喇嘛意见相左的现象。就摆脱无知所带来的困惑，流亡社会正逐步提高藏人学习汉语文的工作步伐，甚至达赖喇嘛曾多次号召藏人青年学习汉语文，这与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某官员所强调的“会不会藏文可以体现思想是否反动”的逻辑的无知和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如生活在阴暗角落里的昆虫，对周围庞大的生态环境的了解一样，现在的境内藏人普遍对汉人的了解之细微程度，远远超过了汉人对藏人的了解程度。原因很简单，受数量上绝对的差异，汉人对藏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藏人对汉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汉人应该比藏人更应该了解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人的排外性是不明显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宗教占思想主导地位的民族。比如说在拉萨，一般汉人是不会去穆斯林餐厅的、穆斯林更不会去汉人餐厅就餐，而许多藏人却能做到两者兼可光顾，这也是好奇十足的藏人容易掌握和接受异族文化的原因之一。就学习对方语言而言，凭着“党中央坚实后盾”的支持，从工作需要和生活而言，在藏汉人学习藏语的必要性大打了折扣。而对藏人而言，情况就截然相反，这就更加加快了“藏人了解汉人、汉人不了解藏人”的局面，使这种相互无知的现象又增加了了解程度的失衡。

   藏人比汉人更了解对方，但并不代表藏人人人便是“中国通”，受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的影响，使得仍有相当数量的藏人不会说汉话。藏人对汉人了解程度的差异性也很强，既有比原来视汉人为“妖魔”的看法稍微好一点的藏人无知者，比自己民族更了解汉人的藏人也有，甚至更多。普遍地讲，藏人对汉人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为人处世及社交方式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汉人对藏人的了解，排除民族整体规模、实力因素，这就意味着藏人受汉人影响的条件远远超出汉人受藏人影响的条件，这一点也可能是民族同化现象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细微表现和导致被同化的原因之一。就像这样，也许许多民族的消亡往往并不只是武力征服或而引起的，除了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种族大屠杀导致一个规模相当的民族消亡的现象，在近百年的世界历史上是几乎看不到的，而我认为种族屠杀和民族同化虽形式不同，但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样严重的，甚至后者的“威力”可能要更大。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一向热衷于将“同化”一词描写成“融合”，似乎有意在避讳“同化”一词中的政治含义。CCTV曾报道过一责新闻：西方某城的一家庭养了一鸭一狗，这对鸭狗作为一家中的两个小成员，能够排除各自物种属性的特征差异而“和谐、友善”并经常一起玩耍甚至同出散步。假设某日该狗兽性大发并将那鸭子吃掉后，狗除了得到一时解气或饱餐一顿后，失去的却是最好的伙伴。

   同样的道理，暂且不论汉人是否垂涎西藏的合法主权、土地、物藏或其他利益需求的动机，即便汉人采用“民族融合”的方式成功地同化了藏人，获得了对西藏“名正言顺”的主权，但将永远背负着“种族蝗虫”的道义恶名，我想这一点是现在的汉人民众所不愿意接受的。

   由于汉人大规模进藏已有数十年，多数藏区的藏人有经常机会与汉人打交道，对一些深受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藏人而言，看到汉人行为与自身的差异后，认为所有汉人都是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一九八五年，第一批内地西藏中学鸣锣开张后，也不知是哪位“民族精英”策划出的“高招”，一个“送小孩到甲纳（藏人自古对 ‘中国’的称呼）去是很危险的，甲迷（藏人对‘中国人’的称呼）会杀害小孩并把内脏卖到外国”的谣言在西藏各地流传。这个“计谋”显然不会对中共的“藏人学汉”计划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但的确有少数藏人家长起码因心声疑虑而放弃了让子女到汉地学习的机会。此举比较将汉人“妖魔化”歪曲的伎俩，在技术上有了质的变化，起码它不是以迷信为基础的。精英们这种救民族于水深火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拙劣的“策略”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这是藏人民众在对汉人无知的前提下，将他们引向更加困顿的无知的境地，使藏汉矛盾因相互无知而不能自拔地状况陷入更尴尬的窘况。

   中共设在西藏的管理机器，与中央却在面对无知的问题上却是同床异梦。中央希望西藏永远“长治久安”是毋庸质疑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从不希望自己的天下大乱。为了西藏“以无事为大事”的目标，中共舍得花钱高价买平安，但一旦“稳定大局”固若金汤后，中共西藏方面的官员就可能彻底地断了“稳定经费”的来源，于是这些硕鼠便经常采用“无事变有事、有事变大事”的方法刺激中央花钱买稳定。这样就使中央更加速“无知促无畏”的损人不利己的现今西藏政策的实施。对这种情况来说，我倒不认为中共比我还无知，对中共而言，只有双方民众无限期地维持“无知”的现状，才有利于“稳定大局”。殊不知这种掩耳盗铃、任藏汉问题无限期拖延的做法会发生何种严重后果，一旦发生如同当下伊拉克、巴勒斯坦的恶劣局面，受伤害的还是双方民众，届时双方高层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从现在的西藏问题情况发展来看，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当然了，对中共来说，国内外有关西藏问题发生的所有事件而言，中共并非无知，也就是说他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一切有关西藏的动静。然而，这些信息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汉人民众对西藏的无知。由于汉人民众对西藏无知所造成的后果，我就不再重复了。

   也许深知“兵贵愚、将贵智”所带来的好处，中共总是希望下面的人或民众对事实真相保持永远的无知。但喜玛拉雅山那边的达赖喇嘛，总是提倡流亡藏人或不了解西藏的西方人到西藏去看看，然而，对西方人及流亡藏人严格的入藏限制说明现在的西藏政策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知道胡锦涛对境内的藏人能否有这种“号召”？

图为于近期对外开放的“布达拉宫雪城”内的“雪监狱”，新塑的雕像依然延续着妖魔化“旧西藏”的故事，同时结合了现代科技的光电技术，反而有一种滑稽效果（AXI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