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信息和符号的载体，是以暗示和迂回的方式表达的民族。我们需要互相辨认出对方。由于我们的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受到他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 人——的控制和干扰，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言说的技巧，一种间接的，在我看来甚至是过于神秘，以至于使我们自己都困惑不已的特殊表达式。”——爱德华·萨义 德
作者：迈克尔•伍德 译者：河西
有朋友问我，爱德华•萨义德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了。我踌躇了一会，稍作计算，回答说，“67岁，比我大几个月。”此刻，我遇上了一个古怪的时态。我这样说，是比过去的我，还是“比现在的我”？当然，两种时态都没错，尽管我现在还活着，但部分的生命早已随风而逝。
我讨厌使用“无法承受”这个词，因为我意识到，每天有太多的人都在承受着似乎是无法承受的精神困境。但当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终于在折磨了他多年的病魔面前表示屈服的那一天到来之时，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虽然当时我说，我们都这样说，去相信这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是多么困难，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气，多么需要他来作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生活马上就会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虚伪。但是我的心里老是重复着一句话，就像是在反反复复地背诵着什么，又像一个绝望的无神论者重新开始祷告：“这让人难以接受。”但既然我正在承受着这种痛苦，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承受的，即使情况很糟。就像如果你还能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和一句莎士比亚的诗句说的差不多——那么情况就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当然，即使还没到最令人痛心的程度，这也够不幸的了。
然而我的感受较之于这个世界，因为失去它的批评者爱德华而造成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在这里，我用了两次的这个词也是爱德华最爱用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频繁的出现“世界的缺席”这个词，以此来意指人们常常忽略了文本、作者和读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我的观点是”，他说，“世俗社会不会转瞬即逝。更恰当的说法是，一切事物不会因为一些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暧昧不明的观念而迅即发生变化。”一切事物都在一个可靠而充盈的世界中运转，爱德华的杰作《东方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为人所控制的——哪些人拥有了它，而又有哪些人遭到了它的愚弄和排斥。但正如爱德华经常遭到质疑的，他无法将一切都政治化。虽然他不乐意看到丑角登场，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政治范畴内保留文化的空间。他试图提醒我们：大部分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应该独立于政治，其实，他们所要摆脱的不过是他们讨厌的政治罢了。我老是被爱德华坚守的信念所打动（我认为这些信念是浪漫主义的），他认为，美国的大学是“最后一个理想国”。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不计其数的学者的赞颂、引用和回应，这是对文本群落的深入探究。或许有些武断吧，我把这种对话和学识的坚固空间与他一再主张以宝贵的个人体验来理解艺术联系在一起。在谈及勃拉姆斯时，他发现自己“正在将他的音乐演绎成一种不可捉摸的、或者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样式——从他的音乐向我的音乐转变；我以为，任何一个聆听、演奏、思考音乐的人都在使自己融入到音乐之中去。”这种音乐、这种乌托邦理想与世俗社会并不矛盾，它们是因对这个世界充满敬意而给予的奖励，它们是这个可敬的世界的表象。
爱德华的第一部著作《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体小说》（1966）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论题：成为一名作家与其说是人生经历的造化，不如说是写作计划的产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作品中去，并且依次来定义，你是谁。他的第二本书《开始》（1975）探讨的是现代主义的名著和最新的理论著作。他指出，开始异于（也优于）起源，因为开始可以选择，而起源只能被认知。“开始”，他写道，“在方法论上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方法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双重维度上考虑作品与实践两种要素。在他的第三部著作《东方学》（1978）中，他着眼于特定的、极其复杂情况下的文化输出：东方是西方的“发明”，这一过程类似于“我们”定义“他们”，并迫使他们遵从由我们来定义的生活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爱德华为什么不多谈一些在通常称作东方的地方，人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可能有所顾忌，他面临的问题甚至十分严峻。他有能力指出这些人的生活和东方主义者常常将他们塑造成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但是他不能插手其间，不能代表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也将蜕变为一个东方主义者。
《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由作者论述“旅行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与政治批评”的论文结集而成，他指出“去除误读是必不可少的，批评不能虚构一个文本（即使是伟大的文学文本）层面上的地域”。同时，爱德华已着手写作更为尖锐的政治评论集，首先是《巴勒斯坦问题》（1979）和《报道伊斯兰》（1981）。由吉恩•摩尔（Jean Mohr）担任摄影的《最后的天空》则是关于巴勒斯坦身份问题的一次深刻的反思，下面一段关于民族性的论述令我终生忘怀：
我们是信息和符号的载体，是以暗示和迂回的方式表达的民族。我们需要互相辨认出对方。由于我们的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受到他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和干扰，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言说的技巧，一种间接的，在我看来甚至是过于神秘，以至于使我们自己都困惑不已的特殊表达式。
爱德华于1991年出版了《音乐之阐发》，对贝多芬以来的音乐史作了严肃而又充满深情的论述，我前面引用的一段话就出自于其中。《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是对《东方学》的重述和修订，但其研究的范畴更广。他强调，在帝国隐性的宰制之下，代表被压迫民族发言仍然需要谨慎。他在仔细的考察后发现，被统治者强有力的抗争正在呈上升趋势。其后，他的著作不断，包括政论集《和平及其不满》（1995）、论文集《在错误的位置上》（1999）、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流亡沉思录》（2000）。奥斯陆协议之后，爱德华将50篇文章（部分发表于《伦敦书评》）结集为《和平进程的终结》（2000）。而一本论弗洛伊德“身份的不确定性”的小册子被命名为《弗洛伊德与东方人》（2003）。在弗洛伊德判定摩西是埃及人的理论背景之下，我们在那本书中读到了这样的话：“在没有彻底的、根本的与西方断裂或决裂，使我们不再受压迫的情况下，身份就不能被它自身构想或修饰；反之，身份也不能建构、甚至不能设想它自身。”
爱德华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一再说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去谒见西德•查瑞斯（Cyd Charisse）。他的确很喜欢电影，对电影知之甚详。欧勒•弗莱恩（Errol Flynn）对他来说是一位特殊的英雄。但他对文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和古典的——那是我们现在许多疯狂娱乐的源泉。一想起女儿娜杰拉（Najla）在大学里攻读新潮的大众文化课程，他就会感到厌烦。他的儿子瓦迪亚（Wadie）过去常常取笑他不能体味“蓝领阶级的快乐”，意思是说他不会穿着背心、无所事事地边喝啤酒边看橄榄球的电视转播。事实上，爱德华既喝啤酒也看橄榄球；只是我无法想像，只穿着背心裤衩，悠哉悠哉的爱德华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往事再一次涌上心头。当时我们和萨义德生活在纽约的同一幢建筑物里，我们和萨义德的孩子们在走廊里蹦蹦跳跳。钢琴在起居室里，甚至在没有人弹奏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勃拉姆斯的音符。但这种声音有点太平和了。爱德华是个狂热的网球爱好者，我有时会固执地认为，他是以打网球（求胜）的方式来弹钢琴的。爱德华的书房里满是烟斗和自来水笔，显然，这是一个老派文人的房间。确实，他是旧式的文人，但这样的评价又不够全面。同样在那幢建筑物里，大概是在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为巴勒斯坦工作的时候，他度过了备受困扰而又激情燃烧的政治岁月。去拜访这位声誉卓著的学者名人的，通常是些法国人，爱德华和玛丽安会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事实上，在萨义德的住处，你总能得到贵宾般的礼遇，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他们的公寓里，甚至一份快餐就抵得上别处的一次宴会。而在英国的时候，在去一次聚会的路上，爱德华和朋友回忆起在埃及读书时的恶作剧，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一张已经泛黄了的幸福照片，与他在《在错误的位置上》中所记录的求学的艰辛历程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后者的补充。
在一大堆旧报纸中，我发现有一篇文章说爱德华是个可怕的教授。这种谴责无一例外很可笑，也显然有失公允，现在似乎已渐渐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同寻常的推崇。爱德华发现自己终于被接受了，甚至是（许多）曾经驳斥过他的人。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他所能指向的地方，他的著作在巴勒斯坦遭到禁毁，正如他指出的，这是因为他“敢于申斥我们自己的‘父亲大人’。”这些谴责的声浪如今又有了回音，《纽约时报》的讣告被弄得乱七八糟，到处是为往事致歉的文字，好像只提到将以爱德华的名字为一个党派命名。
爱德华深深地着迷于阿多尔诺的论述，阿多尔诺自信地指出的，最优秀的现代艺术作为伟大而又注定要失败的艺术，是“从失事的船只上发出的绝望的消息——我们要活下去”。爱德华则认为，“一种处于危机之中的、抗争的、不妥协的艺术”既是传达绝望的媒介，也能成为现代社会非人道一面的有力证词。我想起爱德华最近一次在伦敦演讲，其对阿多尔诺、理查德•斯特劳斯和维斯孔蒂的思考让人惊叹不已。在谈到这些人时，他说：“仿佛是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要过一种所谓的平静与安定的生活，或是放弃批判立场去换取官方的欢心，然而，他们的死却都与批判和流亡无关。”近几年来，爱德华患了不治之症已是众人皆知的事，正因于此，他不用再躲避攻击，也不怕遭到批判，但他的文字风格并没有因之而变得平和起来。他仍然以中年的文体写作着，他无须变老，也无须使自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作为他多年的同事，我们都很钦慕哥伦比亚大学的文体和讽刺大师弗雷德•杜比（Fred Dupee），并受其影响。他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简直是两种人，虽然我们也很喜欢后者，但总觉得他和我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莱昂内尔一本正经，弗雷德则以他的黑色幽默消解着表面上的光环。开会时，弗雷德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发出叹息声，以此表示他对系里许多自命不凡、然而却考虑不周的计划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爱德华也有其狂热粗暴的一面。一旦他对某种观念或方法失去了兴趣，他就会武断地认为，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的人真是不可思议。他的知识范围极其广泛，思想深刻有力。虽然他时常也有些粗心，对细节不够注重，但他总能就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不记得因此和他吵过多少次，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刚好得出了爱德华早就得出的结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又走在了我的前面。当我的薪水可怜地给加了那么一丁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点都没加的时候，他向我提出忠告：他劝我应该辞职，从另一所大学处得到一份工资上的承诺，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才会对你予以重视。出于清高，我说我不准备玩你们的游戏。爱德华叹了口气，微微一笑，说：“迈克，你现在就在玩他们的游戏。而且失败了。”
要是你在一个月前问我，我会说我不相信英雄。而现在，我意识到，在我的心中已经有了英雄的人选 ——爱德华、前面提及的弗雷德•杜比、我在剑桥的师友彼得•斯特恩（Peter Stern）和我的父亲，他们代表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以不同的方式，他们是知识、毅力、勇气、敏锐、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典范。甚至在他们逝世之后，仍有人想要和他们对话，仍有人设想着他们的回答。会有人为他们写下文章，甚至是一本本书；会从他们独辟蹊径和严谨精细的思想中获益非浅。但他们的离去仍让我们平添了无限的伤感。一方面，他们不会再参与论争，发表评论；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一辈也不太能理解他们，不太会去效法这些人的提议。
爱德华是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喜欢人们——为他们自己着想——注意自己的仪表，因为他颇为欣赏体面优雅的绅士风度。我记起大概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是1964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而他在我之前就开始在哥大工作了——我们谈话的对象是一件时髦的上衣（可能还不只一件），这是他从市区买来的，不是巴尼店，就是别的什么高级场所。他反复劝说我该去买上这么一件这种款式的，因为价格够档次；他每天都会问我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不需要（而且也买不太起）这种品牌的衣服，但是经不住爱德华的死缠硬磨，最终还是去买了一件。黑色的。羊绒衫。很漂亮。伴随了我好多年。
爱德华对他人的关爱像狂潮般热烈，又像一位医生在治愈着我们受伤的心灵，甚至在他得病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你看到他，你就会感到一阵暖意。更确切的说，你会觉得你变得更高尚了，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将比之前更为宽广、阔大。
知识是悲观的，意志是乐观的。爱德华喜欢引用葛兰西的格言，他有充分的理由。但他既不是任何一类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唯理智论者或唯意志论者。他是最深刻、最忠实、最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是表面绝望内心坚守着理想和憧憬的乐观主义者。我记得在签署奥斯陆协议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争论。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爱德华一直在房间来来回回的踱步，一边一杯接一杯的喝橙汁。我期盼着希望能够实现，但落入我视野的只是阴暗的一面。最后，我问他：“但是爱德华，你为什么相信有那么一天，事情会变得好起来？”他看着我，就好像我疯了：“我当然相信。要是我不相信未来，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前景变得更为灰暗，我常常回想起这次交谈，我开始理解，成为一名乐观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个不朽的乐观主义者又该是像什么样的。我想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的乐观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而爱德华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在他去世的几天前，他还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几分钟。当时他刚从死亡线上逃过一劫，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生命的终点近在咫尺。而在电话中，虽然他的声音略显嘶哑和虚弱，但听上去仍和健康时没什么区别：开玩笑、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精神也很好。我对他说：“爱德华，你是不可战胜的。”他回答我：“我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我不会屈服。”
2003年10月23日《伦敦书评》
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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