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茉莉赐稿：“在海内海外五星红旗招展、吼声震天之时，笔者想起泰戈尔的沉痛之语：‘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
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
———谈藏汉两族的民族主义
茉莉
上个世纪初，在中国义和团轰轰烈烈地闹过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也刮起了民族主义风暴。一个寂静的傍晚，正在日本访问的泰戈尔伫立在横滨郊外，发出深沉的感叹：
“我知道在荣誉失去尊严和先知者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时，在淹没一切声音的声音就是市场的喧哗时，一个人在一群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是多么危险。……”
◎ 在千夫所指之下坚持言说
一个世纪过去，今天想要逆民族主义狂潮为弱小民族说话的人，其处境仍然危险。多年来关注西藏，本人被斥为“千夫所指的女人”，我的博客里留下中国同胞大量下流污秽的辱骂。我的两位朋友同样因为写作，面临着可怕的威胁。
一位是现居以色列的四川女诗人唐丹鸿。因为曾在西藏拍摄过纪录片，丹鸿与唯色成了好友。在西藏三月骚乱发生后，她写了一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的文章：《她的痛楚，我的耻辱》，以自身经历叙述西藏。她因此遭到大汉族“爱国者”发布的网络“人肉通缉”。
另一位是新西兰《新报》主编陈维健。在一些留学生发出针对西藏要打要杀的暴力言词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维健写了《就西藏问题给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给予善意的开导和规劝。但他本人很快就遭受到暴力言词的攻击，被列为“必要除之而后快”的“狗日的汉奸”。
对此，陈维健说，宁可死在枪子儿下也要继续言说。在这股顶着“爱国”名义的狂潮继续发酵之际，重读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有关论述，笔者不能不承认到：民族主义仍然是这个时代里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它可能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多年前，达赖喇嘛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意识，藏人有藏人的民族意识，重要的是两个民族的团结。”那么，中藏两族的民族主义到底有何区别？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容并团结？
◎ 西藏：被强力扳弯的树枝要反弹
尽管经历过欧洲极端民族主义的血腥惨烈，伯林还是认为，民族主义不能一概而论，它“既符合于人类好的志向，也符合于人类坏的志向”。尤其是在民族主义诞生之初，它具有一种朴质的正义性。
在这次拉萨事件中，藏人呼喊的口号中有一句特别令人难忘：“我们是被你们在49年前杀死的人的灵魂！我们不怕死！你们现在杀了我们，我们还会再回来的！”（阿甚《纪实：一个藏人亲历的拉萨3•14》）这句口号反映了藏人的生死轮回观，更是一个弱小民族对外族杀戮掠夺的悲愤控诉。
这就是伯林提及的“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伯林比喻说，这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弯枝”（bent twig）的隐喻说明了，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忍受外来势力的征服和羞辱，它们迟早会有无法控制的反弹，来回应曾经遭受的欺凌。
按照伯林的划分标准，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和平的民族主义”，因为它所要求的无非是文化自决，真正的自治，这些都是非进攻性的。伯林说：“民族主义通常源自人性尊严受伤害或遭凌辱的感觉，源自得到承认的要求。这一要求无疑是推动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它或许采取了可怕的形式，但作为一种情感，它本身并非不自然或令人反感的。”
民族受伤受辱，是产生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伯林的分析，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有“社会变迁”作为重要前提。王力雄在《我为何对玛曲发生的“打砸抢烧”不惊讶》一文中，就谈到他二十年来几次去玛曲游历，发现那个传统藏区今天几乎不剩一点藏族痕迹了。这样颠覆性的变迁，令藏人不得不为他们的信念及生活方式，向相对立的势力做出反抗。
行文至此看到一个报道，因为抗议当局“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遭到军警镇压，西藏曲龙尼姑寺的一位尼姑自杀身亡。尽管藏传佛教教义反对自杀，但最近一再传来藏族佛教徒自杀抗议的消息，可见这个现实令一些藏人觉得生不如死。如果这样下去，藏人本无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演变为进攻性的，也就不是那么难以想象的了。
◎ 中国：巨无霸的民族沙文主义
对西藏人来说，中国大汉族势力是一个自以为文化更先进的、更优越的外来势力。这个势力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强大无比，对西藏民族存亡的威胁可以说是致命的。因此，用单纯的“民族主义”一词来定义它已经不够。
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也被称为“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者一般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感到过分的骄傲，因此看不起其他民族，带有极偏见的情绪。他们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唯我独尊，损人利己，就如泰戈尔所谴责的：“巨无霸的自私自利”。
是什么原因，使一百年前还是积贫积弱的汉民族，成为藏人眼中灭绝它民族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回顾历史，汉民族曾在清兵入侵、鸦片战争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饱受屈辱，但那些创伤已经时过境迁，今天，满人已经被汉人全部同化，日本早已投降示好，昔日八国联军的后代，已经和中国人成为生意上发财的好伙伴。大汉族还有什么耻辱需要报仇雪恨？
因此，当今喧嚣的中国民族主义并不属于“雪耻型民族主义”，并不具有值得同情的合理性。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在目前造成险恶而复杂的局势，这要归功于催生它、操纵它的中国统治者。
共产党在其残酷统治时期给中国造成的深重伤痛和耻辱，已经被人们选择性地遗忘。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高峰，成为新兴的超级大国，当局通过一切文化手段，给具有暴发户心态的中国人，灌输有关“强汉盛唐”的辉煌回忆，这就像鸦片一样激发起“中华帝国”复兴的梦幻，从而构建了当今中国盲目而狂妄的民族沙文主义。
在海内海外五星红旗招展、吼声震天之时，笔者想起泰戈尔的沉痛之语：“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
◎ 优秀的民族主义者不惮批判自己
最优秀的民族主义者往往不惮于批判自己。鲁迅就曾抨击中国人向来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由于偏执的、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违背自由原则、践踏人权并造成灾难，因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批评者。例如泰戈尔就曾说：“只要一息尚存，我将不会容许民族主义战胜人性。”
但我们所主张的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目前似乎敌不过爱国主义者的狂热呼唤。西方学者将前者定义为为“普遍善意”，将后者定义为“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天然偏爱”。他们认为，这二者可以调和，具有互相包容共存的可能性。但从当今的汉藏冲突来看，由于强大民族的统治者缺乏善意，二者的包容还很遥远。
欧洲在经历极端民族主义的血腥惨祸之后，痛定思痛，今天走向各个民族平等融合的欧盟，基本上消除了民族主义猖獗的环境。只有中国知识分子不放弃自己的话语权，以自由的、人性的言说，去抵制爱国爱党的“狼奶教育”，使中国民族沙文主义转化为具有普遍善意的和平型民族主义，西藏问题才有一线希望。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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