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总有那么些时候，当有人靠近我要求知道我从哪里来时，我含有防御性地回答“TIBET”，头总是抬得高高的，我被各种提问、各式解释、各种各样的猜测 甚至同情攻击着，但这一切却永远不能强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我可以称作家的地方，在这世界上我从来只是一个“政治难 民”。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oe 著 （原文英文） 丹增罗塞Tenzin Losel 译
“除了我典型的西藏人的相貌之外，我更像一个印度人。”
如果问我从哪里来，我将永远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我真正的属于过什么地方，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家。我出生在Manali，但我父母却住在Karnataka。在Himachal省不同的两个学校完成学业后，为了继续学习，我来到了 Madras、Ladakh和Dharamsala。我姐姐们在Varanasi，但我哥哥们却住在Dharamsala。我的登记证上清楚地说明了我是一个住在印度的外国人，而我的居民身份却是藏人。但是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地图上却永远找不到。我喜欢说藏语，但我更喜欢用英语写作；我喜欢唱印度歌曲，但我的音调和发音却总是错的。每次总有那么些时候，当有人靠近我要求知道我从哪里来时，我含有防御性地回答“TIBET”，头总是抬得高高的，我被各种提问、各式解释、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同情攻击着，但这一切却永远不能强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我可以称作家的地方，在这世界上我从来只是一个“政治难民”。
小时候在Himachal省的西藏流亡学校，我们的老师总是给我们讲西藏人在西藏受难的很多故事，我们经常被提醒我们是难民，在我们的额头上深深烙印着一个大大的R字(英文的Refugee即“难民”，以R字开头)。但这一切对于当时还年少的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仅仅希望老师能够快点结束他的演讲，不要让我们长时间站在这火辣辣的太阳下，曝晒我们抹满头油的头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相信我们是一群特殊的额头上印有R字的人群，而且我们看上去的确与学校周围居住的印度人有所不同，与每天早上杀掉21只山羊的屠夫那一家不同，与另外仅有的拥有果园的五户人家，看上去似乎每天以不同形式只吃苹果的本地居民不同！在学校除了极少数拜访学校的西方人，我们每天见到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也许在学校，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难民，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
我还要试着读懂Jhumpa Lahiri的Interpreter of Maladies。当她在一本杂志上谈及她的书，她说她的流亡与她同生，这似乎也正发生在我身上。从一大堆印度电影中，我却迫不亟待地等待一部由JP Dutta出品并导演的电影，叫《难民》。这部电影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现在的遭遇—— 一位父亲带着家人逃到邻国，他们在邻国的生活远远不算舒坦，但至少还算是幸存者。随后，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这位父亲与他的家人身上，其中有个镜头是这位父亲被邻国警局抓捕，在审问他的身份时，这位父亲说：“我们在那里已经无法生活了，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而现在这里也如此……难道身为难民是一种罪吗？”询问他的官员全都愣住无语了。
几个月前，一群在纽约的藏人（多数是年轻人），发现他们陷入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中。一位年轻藏人在纽约死了，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西藏的葬礼仪式。他们面面相觑，突然间感到离家太远了。
来到西方国家的西藏难民，也同很多从亚洲来的移民一样，在西方这个高度机械化和非常竞争的环境中为生活挣扎着。一位老人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因此非常高兴，因为这份工作付给他足够的酬劳，使他不用再成为他家人微薄收入的负担。他的工作是，当他每次听到“嘀”的声音时就按一次钮。整天做这份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老人却觉得挺有意思。因此他坐在那儿，一手拿着佛珠，嘴里不停念着佛经，随着“嘀”声不时按着扭钮（请饶恕他，佛祖！因为他并不清楚他在做什么）。几天后，出于好奇，老人问他的同事那钮是做什么用的，却被告知他每按一次钮，一只鸡的脖子就会被割掉，老人当即辞去了他的工作。
2000年10月，全世界都在瞩目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在Banglore的大学宿舍里，我们都挤在电视前观看奥林匹克的开幕式。看到半场，我突然发现我再也看不清什么了，我的脸湿润了，我在流泪。不，那不是因为我希望我也能在悉尼，也不是因为我被现场的气氛或体育的精神所感染。我尝试着向我周围的印度同学解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或试着去理解……他们怎么能这样？没错。他们属于一个国家，他们永远不需要为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多虑，他们永远不需要为他们的国家哭泣，他们属于并拥有他们自己的一片空间，并不只是在世界地图上。而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的国民能够骄傲地在那儿游行，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充满信心；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高高地举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我也为他们高兴。
“夜幕降临，但天空中属于你的那颗星却找不到”——Neruda
当我保持着沉默，沉浸在泪水中，只有Neruda为我说了话。静静地看完节目，我整个人很沉重，无法呼吸。在舒适的房屋里，他们在谈论无国界，在谈论以体育的精神构造兄弟情感，在谈论走到一起来建设一个共同的人类、共同的国界，但是，我，作为一个难民，除了抱有一个回家的愿望外，又能做什么呢？
家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是近在咫尺的，但我却离家很远。那是我的祖父母们、我的父母们留在西藏的家。那是座落在山谷中的家，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曾经拥有他们的农田还有很多牦牛。那里是我的父母在幼年时玩耍的地方，现在我的父母住在Karnataka 的难民定居点，分了房子和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每年耕种玉米，那是他们一年下来的收成。每几年一次，我会在放假时短暂地看望他们。每次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我都向他们问起我们在西藏的家，他们总是会提起命中注定的那天，他们起先还在羌塘那碧绿的草原上边玩耍边放牧，随后他们是如何简单地收拾行李仓惶逃离了村庄。每个人都在逃离他们的村庄，甚至有人说中国士兵在他们进军的路上正枪杀所有的人。寺院正被炮轰，盗窃猖獗，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片混乱当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村庄里燃起了黑黑的浓烟，可以听到山谷中有人在尖叫。当他们真正离开了村庄，只能翻越山峦叠嶂的喜玛拉雅，然后逃往印度。当时他们还是孩子，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条既兴奋又胆战心惊的逃亡之路。
在印度，我父母那一代主要在Masumari、Bir、Kullu和Manali靠修路为生。从Manali到Ladakh，全长约几百公里且在当时是世上海拔最高的公路网，都是由背井离乡的西藏人建设的。我父母告诉我，很多藏人在来到印度的头几个月里死掉了，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印度炎热的夏天。而且每逢雨季来临，会使他们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但是修路的队伍却继续生存着，随着公路的延伸迁移着。就是在这漫长的修路途中，我出生在路边一个简单搭起的帐篷里。每当我问母亲我的出生日期时，她总是回答：“在每个人都很饥饿疲乏的时候，谁还有心思记录新生儿的出生日期。”直到入学的第一天，我才给安排了一个出生日期。此后在不同单位的登记记录上，我又有了不同的出生日期。现在我有三个不同的出生日期，但我从来没有庆祝过我的生日。
雨季对我们的农田来说是受欢迎的，但对于我们的房子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每次雨季来临时，我们那有40个春秋的瓦片屋顶总是漏雨。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一家人就开始忙碌着将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拿去接雨水。当我父亲爬到房顶，试着去填补漏洞和调换破碎的瓦片，却从来没有想过用一些好一点的材料把整个房顶重修一下，因为他总是说：“不久我们将会回到西藏, 那里才有我真正的家。”因此除了我们家的牛棚被稍微地修补了，院子里的茅草屋顶每年会被换一次，被虫咬得到处是洞的木梁在隔年也会被修理一下，一切依然如故。
当西藏人第一次来到Karnataka定居时，他们决定只种玉米和一点蔬菜，因为他们说靠达赖喇嘛的恩惠，不出10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然而现在番石榴树都已经老了，枯萎了；他们后来种在后院的芒果种子，现在都开始长出果实了；屋子旁边的椰子树，现在已经肩并肩地长成了参天大树。当老人们手拿转经筒，坐在阳光下，一边喝着青稞酒或酥油茶，一边谈论着过去在西藏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岁月时，几乎所有年轻的一代却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为学习、为工作忙碌着。这种无尽的等待，似乎在重新解释永恒的含义……
前些时候，我在Dharamsala见到我的一位叫达瓦的朋友。他是几十年前从中国的监狱释放后逃到印度的。他对我谈起他入狱的经历，他说他的一个僧人兄弟因为张贴“西藏自由”的传单而被捕，在遭到严刑拷打时，他的僧人兄弟把他说漏了嘴。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达瓦被监禁了422天，当时他才26岁。达瓦曾经在中共官僚体系中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还曾被带到北京接受正式的教育，可如今达瓦笑谈中共用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共产主义的崇拜等方式，来试图改变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徒劳。幸运的是在达瓦身上，中共的努力并没有结出果实。
两年前，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扎西，收到一封使他陷入生命中最困难处境的来信。这封信是他的舅舅写给他的，信中说他在西藏的父母得到了签证，可以来尼泊尔两个月，因此扎西从Dharamsala的学校接走他在那儿上学的兄弟，然后去尼泊尔见他们自从20年前逃往印度以后就再未见面的父母。出发前，扎西给我来了封信，信中他说：“尊珠，我不知道我应该为终于能见到我父母而高兴，还是应该哭泣，因为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们长什么样了……当时我舅舅送我到印度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最近，扎西又收到舅舅从尼泊尔寄来的另一封信，信中说一个月前，他的母亲在西藏去世了。
当我看到柏林墙倒塌，两边的德国人为破碎已久的家庭能够再次团聚，而拥抱着挥洒喜悦的热泪；当我看到朝鲜人为分割南北朝鲜多年的边境线或有可能消失而流下激动的泪水，我却很害怕，我害怕我们西藏破碎的家庭能否有团聚的那一天。我祖父母的兄弟姐妹留在了西藏，但逃离西藏的爷爷几年前已经离开人世了。将来有一天，我的奶奶是否有可能再见到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吗？将来是否有那么一天，我能和我的奶奶回家，让她带着我去看我们在那儿的家、我们在那儿的农田吗？
作者简介：一位永不止息的年轻人，在印度南方Madras大学毕业后，打破所有的界限与管制，独身一人冒着喜玛拉雅刺骨的风雪，徒步穿越边境进入西藏。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亲眼看看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去寻找一个为西藏的独立去奋斗而能助他一臂之力的途径。他被中共边境警察抓住了，整整3个月被关在拉萨的某个监狱里，之后被遣送回了印度。
1970年早期，那一段藏人流亡历史中最艰苦的时期，丹增尊珠出生于一个在 Manali和印度南方一带以修路为生的难民家庭中。他前后转换过三次学校，从Kollegal和Karnataka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再到位于 Pathlikhul的西藏儿童村。最后迁移到离达赖喇嘛居住地Dharamsala很近的另一所西藏流亡学校。他在Madras的Loyola 大学完成学士学习之后，又在Mumbai大学继续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习。
丹增尊珠是一位作家，诗人，活动家。他是藏人流亡社区中难得的精英。他的第一本著作《穿越边境》，是他在Madras上学时用朋友和同学资助、借予的钱出版的。他精湛的文学创作技艺使这篇《My Kind of Exile》即《我的那种流亡》，获得由全印度900多人参加的“Outlook-Picador”非幻想小说一等奖。此外，他的其他作品也相继在 International Pen <国际笔会>、The Indian Pen<印度笔会>、The Times of India <印度时报>、The Hindustan Express<印度邮报> 等许多国际报纸和杂志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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