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Jayang Norbu: Remembering the first Rangzen Marcher

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8/09/17/remembering-the-first-rangzen-marcher(“让赞”，藏语意为“独立”)

译者：台湾悬钩子
http://rosaceae.ti-da.net/e2355317.html

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时分，我被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吵醒。我当时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尔为日本时报写书评。之前几年，我在西藏流亡小区的二十年工作才刚刚结束——我本来是西藏话剧团（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团长，为了一两出戏中别人所认为的不敬之处而遭到解雇（还加上一帮暴力的摩洛甘济McLeod Ganj的暴民的帮助 ）。

那个着急的声音用藏语问我：“嘉央诺布，嘉央诺布，你听得到我吗？我是图登晋美诺布。”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然后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泽仁波切，达赖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听得到。你好吗？”

“嘉央诺布，嘉央诺布，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仁波切？”

“他们放弃了我们的让赞。”

“仁波切，你在说什么？”

“嘉瓦仁波切在这个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个声明……”(译注1)

然后他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

我跟达赖喇嘛的家人并不亲近，而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为什么塔泽仁波切跟我联络。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之前在《西藏评论》发表的一些文章，我经常性地分析并且谴责西藏政府的政策，认为噶厦降低了西藏独立的重要性，好与中共和解。我最后在那里发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两部份的文章（《在边缘之上》，1986年10月号、11月号），文中警告愈来愈多汉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险。我强调唯一处理这个危机的办法，不是安抚北京，而是积极地不鼓励在西藏的贸易、观光与投资，让西藏不稳。在邓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当然，噶厦根本忽视我的报告。一两个英国读者指控我，说我破坏了汉藏之间的美好新关系。

“你会怎么做？”仁波切在谈话的最后问我。

我能说什么？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不处于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让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谈话开启了我们的友谊。我们双方都有一点在情绪上依赖这份友谊。因为那些支持独立的人在流亡小区里变成愈来愈边缘化，而且任何对于中间道路有所怀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对”达赖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刚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从这种友谊之中寻求力量，不管距离多远，没有放弃让赞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当时的仁波切早已过了年富力强的年纪，事实上，他是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的独立步行活动，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我在那些年头里住在达兰萨拉，编辑着西藏新闻《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奋，他很有精神地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告诉美国：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美国人应该支持西藏。

他似乎总是以笑容做出这样的声明。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让赞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感觉，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对这一点思考的明晰，源自于他在当塔尔寺主持时，在安多遭遇的共产党领袖，这一帮人都是粗鄙、自以为是、狡诈而又喜好杀人的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血腥的中国内战的产物、毫无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传《西藏是我的国家》里很准确地描写他们。左翼的宣传家，如埃德加‧史诺，给我们一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官员都是理想化的农民改革者，怀抱着道家圣贤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人就会知道红军之中，有许多人都是前军阀的手下、佣兵、土匪、地头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们如何歼灭塔尔寺附近，鲁沙尔镇（位于今日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境内）的穆斯林回人。当红军屠杀囊拉（Nangra）、霍莫卡（Hormukha，应写为Hormokha）的安多人，并且开始他们对果洛人的种族歼灭战之时，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产党人并没有试图使用狡计与甜言蜜语来赢得人心。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费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对卫藏的入侵，结果却相当不确定，所以共产党人慎选他们在拉萨与昌都的代表，确定他们的人选都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圣尊达赖喇嘛所遇到、并且有来往的第一批中共官员都是亲切有魅力、处世圆滑的人物，如平措汪杰、或者像刘格平这样死硬的共产主义信徒（译注2），这两位就是向达赖喇嘛传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历史与苏联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杰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达赖喇嘛对学习着共产主义的各种层面非常热心，而我想我对他的思考有所影响。即使到今日，他有时候还说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圣尊当时非常年轻，还在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年纪。他长期牢固的信念，认为可以就西藏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某种谅解，大概是受到这种早年的经历所影响。

但塔泽仁波切当时已经成年了，他比圣尊大十三岁，而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经验，使他坚信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是邪恶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够伪装，他想办法装出对于共产党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样子。他们于是决定派他到拉萨去赢取达赖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与他接触的共党领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说服达赖喇嘛，让西藏政府放弃抵抗中国军队的入侵的话，他们答应要聘任他为西藏“省长”（chikyap）。他们甚至还暗示他，如果达赖喇嘛太过碍手碍脚的话，他们就会想办法处理掉他，而仁波切说不定也可以自己动手，“……以达到（他当上西藏省长）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军入侵之前来到拉萨，告诉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许就是促成年轻的达赖喇嘛与西藏内阁在昌都沦陷之后，决定离开拉萨。当西藏政府与达赖喇嘛决定暂时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错模（今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亚东县）住下来，仁波切决定他要继续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后，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与他连络。他告诉塔泽，他已经透过自由亚洲委员会（一个CIA的附属机构）安排他前往美国。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经经历过斯大林的整肃，并且在1949年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前往任教。而运作此事成功的美国人是一位杰出的东方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当时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门的重要顾问。很讽刺的是，这位帮助蒙古高僧、又间接帮助塔泽仁波切逃离共产党迫害的人，居然会在后来变成麦卡锡参议员反共运动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且面临作为“高级苏维埃间谍”的虚伪指控。

仁波切在美国一开始并不顺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会说英语，也没有钱。但他慢慢地学习着英语（在加州柏克莱），甚至在印度政府无法更新他的居留证而美国政府又不给他庇护时，停留在日本寺院几年，期间学会了日语。CIA当时因为西藏的代表与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而达赖喇嘛也返回了拉萨，对塔泽仁波切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兴趣。最后，大概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国的许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向几个学生教授没有学分的藏语课程，因此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而他的仆人顿珠嘉赞则必须到工厂里去作工。我从他的自传里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纽约公寓里每天晚上都在“……根据传统的西藏食谱”煮汤（很有可能是汤库thinkhuk，是一种羊肉或牦牛肉与青棵熬煮加盐的美味汤）。

当时，西藏与共产党人正处于蜜月时期，许多商人、喇嘛、寺院、贵族与尧西（译注3）都对中国人带到西藏四处散布的银元十分高兴。他在他的自传里非常坦白地提到，许多试图劝仁波切回家的旧识里，包括他自己的亲戚在内。但仁波切相信这些得来容易的钱财，与共产党人的亲切都只是过渡时期而已，很快对方就会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乐顿珠，稍早曾经在南京的国民党学校里读书，对于共产党人也不太信任，也从中国逃往印度。

当达赖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参加菩提伽耶的庆典时，仁波切立刻飞往印度，与嘉乐顿珠一起，试图劝服弟弟在印度寻求庇护。其他的流亡藏人领袖，如前总理（首席噶伦）鲁康娃，也恳求达赖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后，达赖喇嘛咨询了国家的护法神。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当时神巫对鲁康娃在场十分生气，然而鲁康娃还是拒绝离开。老贵族鲁康娃警告达赖喇嘛，“当人绝望时，他们就寻问众神；而当神绝望时，他们就会说谎。”然而达赖喇嘛还是返回了拉萨。

非常失望的塔泽仁波切飞回纽约。但此时，东藏各地的反抗已经全面爆发，而仁波切与美国国务院保持经常性的连系。他也重新与CIA建立了连系。在接受我的专访时，他说他后来把所有的连络数据都转交给他的弟弟。他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我假定他觉得嘉乐顿珠对于这种密谋策动比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与美国政府的连系来促进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帮忙在塞班岛训练第一批的藏人游击队（包括阿塔、洛泽、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译。仁波切与卡尔梅克的高僧格西旺杰（Geche Wangyal）也帮忙CIA发明了一套电码系统，以指称那些藏语字汇中没有的事物，并且创造了一套有关于现代战争与情报收集的精确书写系统。仁波切与格西旺杰也参与了写作游击战、破坏战等技巧的手册。

仁波切懂多种语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还有他故乡西宁的方言，显示他作为学者的天赋，也许他也觉得战事与间谍战的种种，与他的本性并不相符，他还是回到了学术界。但也开始为西藏难民组织救济工作，靠着他在美国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帮忙。

仁波切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开启了藏学研究的计划，也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发展出类似的计划，后者他并且获得了教职。1965年他开始在那里教书，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学生来上他的课。”

这位高僧、格鲁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达赖喇嘛的长兄，最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对于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并不感兴趣，反而是想让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历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这个特征在他的书《西藏：历史、宗教、人民》当中特别清楚——这本书他与柯林‧滕布尔（Colin Turnbull）合写（译注4）。这是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美妙百科全书式的记载（特别是民俗史与天文学），他还描写了藏人的生活，夹杂着各种传说、神话，以及仁波切小时候、生活与旅行的个人经历（对历史书而言是相常罕见的）。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这本书“独特、善感而美丽”。

也许有人会说这本书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从来没有走到蓄意欺骗或荒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种表达，一种象征，是仁波切对他的人民与他的国家深层与真挚的感情的呈现。我发现这本书很令人着迷，我甚至在德里买了十几本，并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话剧团作为高年级学生的英文教科书，也作为教授他们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这本书也包含一套民俗艺术家，洛桑丹增的画作：描绘着藏人的服饰、家用器皿、农业用具、武器、牧民的营地还有帐篷内部，每一张图都有编号，旁边也有说明。这些图画本身就是文化的资产。虽然现在连平装本都已经绝版，旦我想二手书还可以在Alibris或EBay（译注5）上买到。

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诗人唯色也写了一篇有关塔泽仁波切的文章，还提到她是以中国官方的内部翻译资料，读到仁波切的历史书的。我的朋友从唯色博客那里翻译了这一段话：

“那本书，我最早看到应是1990年，当时我刚刚回到拉萨，是一个已被汉化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几无所知的年轻人。那本书，在我以及境内许多藏人当时的阅读范围内，是我们能够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西藏人写真实西藏的书。从那时起，那本书被我视为珍宝，走到哪里都要带在身边。”

当然，仁波切是个很有灵性的人，可能他的灵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侣与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长大的，而他的书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历史。但与其他西藏喇嘛与格西不同的是，塔泽仁波切清楚地看到虽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征，但只是定义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种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诉我，虽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达赖喇嘛的真转世，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在灵性上很特别。在他的历史书里，他坦诚地提到，他作孩子时，面临朱古的测试，他并不认得摆在他面前的各种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最讨厌那些到处声称自己拥有特殊的法力修为，事实上没有，却利用佛法作为幌子来获得物质好处的人。他本人拒绝给别人上宗教的课程。事实上，仁波切把藏学课程里的必修的宗教课程转让给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谈总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从不觉得尴尬，不会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礼或磕头或者得到摩顶。你只是跟他握手，说说笑话，告诉他从达兰萨拉传来的最新闲话。他不会像其他有权力的藏人一样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国后，更有机会与他见面、与他说话。当然我们谈话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让赞，还有我们如何才能促进那个理想，即使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

共享让赞的理想与信念的塔泽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图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还有其他人，创办了让赞连盟。仁波切于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纳的布鲁明顿，主持了第一次让赞连盟的计划会议。其中两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开始了横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伦比亚特区的让赞之旅，我们旅行了一个月，并且尽可能地连络西藏小区、藏人、友人，来重新点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虚弱的西藏独立奋斗。仁波切写了一封满怀热忱的支持信，我们分寄给每个小区，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绍，也介绍我们的任务。

当然仁波切也是有缺点的，也不乏批评他的人。其中一个反对他的批评是他远离了西藏社会，没有留在达兰萨拉为流亡政府工作。这样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虽然仁波切曾经是西藏图书馆的馆长，也曾经担任达赖喇嘛的驻日代表。但这些都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尧西亲戚也因为这样而批评他，就好像我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批评一样。

但假如我现在为他辩护的话，我也许会说，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因为要担当高位就意谓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然而让赞的奋斗就会因此而失去一个导师，一个同志。

就因为他没有留在达兰萨拉，即使是在美国中西部的旷野里，塔泽仁波切才有办法保持“让赞的火烬”，并且给我们传达他的信念：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几次中风，行动不便，说话不清。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经认不得我了。然而他还是想办法跟我们在一起，今年三月让赞革命在西藏发生之时，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战共产中国对西藏的占领。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诉我，他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礼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还出席另外一个活动的闭幕典礼，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费城举行的自由步行运动。我听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嘎玛嘉措的录音，某个人想让仁波切在该场合上说一两个字。当然仁波切因为中风的关系，说话的能力几乎完全受到影响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达什么。只有两个音节，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复着。听起来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听，听起来他好像在重复两个音节，“嗯……嗯……让－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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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1：史特拉斯堡宣言：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译注2：1954-55年，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时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的刘格平是陪同者。

译注3：尧西，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

译注4：Colin Turnbull是英国人类学家，以《丛林人》（The Forest Man）一书闻名。中国大陆翻成柯林‧特吕布尔，台湾亦有译作特恩布尔者。

译注5：Alibris与Ebay都是拍卖二手物品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