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波切走后，老百姓都很难过，很多人放声大哭。他们都很气愤，表示愿意为仁波切做任何事情。各村各乡联名写信，准备上访告状，为仁波切讨公道。嘎玛和曲扎 都说，我们要上县里头，上州里头，上省里头，再不行，我们上北京。我们要问个清楚，我们这么好的仁波切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
嘎玛（化名）是雅江县西俄洛乡的农民。在嘎玛所在的这个村子里，过去偷盗、抢劫都有发生。 80％的男人吸烟、酗酒、斗殴、杀生、赌博。不过在传统上，每年有15天是要请喇嘛到村里来讲经传法的。自从请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来村里讲经之后，他在法会上每一次都苦口婆心地规劝村民戒除上述种种恶习，老百姓因为很敬仰他，都听从他的话，发誓改正。他们都习惯叫他大喇嘛。
嘎玛过去打架出了名，九三年他在大喇嘛的法会上发誓再不打架，如今他一说起用刀砍过别人就十分后悔。
这一带有很多汉地来的木匠在这里干木工活。最多的是从四川雅安来的，所以这些木匠都叫做雅安木匠。雅安木匠干完活，有的藏族家不给付工钱，大喇嘛知道了就自己掏钱给木匠，这样有不少汉人也很信奉他。
嘎玛的朋友曲扎（化名）过去喜欢赌博，很厉害，后来也是在大喇嘛跟前发誓戒掉了。
2000年6月，丹增德勒仁波切悄悄地出走了，这是他第二次出走。之所以出走，据说是犯了三个错误：一是触犯了林业局。林业局因为大肆砍伐森林，把国营林都砍完了，于是就来砍伐集体林和自营林，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仁波切便出面阻拦林业局的行为，因而遭致怀恨。二是自办学校。仁波切办了两年多的和平小学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属于擅自行为，影响很不好。三是他在乡下修建念经堂，也是属于违反政策法规行为。
仁波切出走前夕，州国安局有关人员到雅江把他叫去谈话，谈了两天，态度很恶劣，然后在一份罗列了一堆罪证的材料上让他签名，其实就是按手印。若不按手印就不让他走。不久，仁波切接到从州国安局打来的电话，要他第二天就去州府康定，不能带随从，对外就说是去康定看病。仁波切心里很不安，他联想到他身边的一个扎巴（僧人）有一次就是在雅江的大街上被陌生人叫去办事，结果却是被关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才释放，因此仁波切下了秘密出走的决心。临行前他留下了几十盘录音磁带，给每一个村子都留了一盘，告诉村民他不会去更远的地方，只是在附近呆一段时间就会回来。
仁波切走后，老百姓都很难过，很多人放声大哭。他们都很气愤，表示愿意为仁波切做任何事情。各村各乡联名写信，准备上访告状，为仁波切讨公道。嘎玛和曲扎都说，我们要上县里头，上州里头，上省里头，再不行，我们上北京。我们要问个清楚，我们这么好的仁波切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
果然，这些来自康地农牧区的藏人们最后一直上访到了北京。他们用自己并不流利的汉话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陈述他们的仁波切的每一样好，最终被告以将会对仁波切有个正确的结论。他们很高兴地带着官员们印有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名片返回了家乡。似乎确实有效果，不久，有县里官员代话来说，转告活佛不必再躲藏了，他可以回来，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
于是，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在出走将近半年之后的一个平常的日子，丹增德勒仁波切悄悄地回到了他建在县城的一个山坡上的房子里，那里有他念经修法的佛堂，有小小的可以让他休息的房间。老百姓知道他们的仁波切回来了，都赶来看他，像嘎玛、曲扎这样身形骠悍的康巴汉子竟哭得跟小孩子一样。
2001年的夏天，仁波切的母亲去世了。不久当我在藏地旅行，途经雅江专程拜访仁波切时，自幼丧父的仁波切难过地告诉我：“我的妈妈苦啊。我的妈妈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一年，每天念经修法。”还给了我100元，请我回到拉萨之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跟前的金灯里添加酥油。
人们都以为仁波切没事了。而且仁波切天天不出门，关在屋子里一心一意地念经修法，也不盖庙子，也不办学校，应该是没事了，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2002年4月7日，他还是被政府派来的公安人员抓住了。一起抓走的还有他身边的四个扎巴，如今到底被关在何处谁也不知道。
这一次的罪名太大了，据说是跟年前在成都天府广场上发生的爆炸有关。说是当时爆炸发生之后，警察就在人群中抓到了一个藏族人，而这个藏族人恰巧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身边为他干过活，因此，这个爆炸案被认为是仁波切指使和安排的，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这一次就要抓仁波切了，他再也跑不脱了。
这一次，嘎玛和曲扎他们怎么办呢？
（2002年12月 唯色写于北京）
图1：雅江县城的山坡上，那座黄色遇绛红色相间的藏式寺院，丹增德勒仁波切曾经居住于此，而今人去房空。
图2：坐在丹增德勒仁波切对面的老人曾经酗酒如命，后来在仁波切的要求下戒了酒。他说仁波切给了他长寿的生命。
图3－图5：这就是嘎玛和曲扎所在的西俄洛乡，丹增德勒仁波切多次到这里传播佛法，教化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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